瞿秋白知识分子的身份具有强烈的多义性:他经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站在启蒙主义角度提出一系列文化建国论断,进行了构建民族国家的初步设想；另一方面,他推崇“劳动”,赞同“泛劳动主义”观念,拜倒在无产阶级无限伟力面前,倡导“知识公有”,企图脱离知识阶级的身份束缚,投入到改造自己及阶级的革命洪流中去。站在启蒙立场却不能贯彻始终,摈弃知识阶级身份却时常流露出对所处阶级的怀念,追求自由的精神家园与赞叹国家意志的伟力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裂缝,处于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他,精神上呈现出极大的彷徨与迷失。　　 本文试图从写作于1918—1924年间的作品入手,借助知识分子身份的群体性特质和瞿秋白独特的个体性分析,在“五四”退潮期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找出造成其后半生精神悲剧的主要因为。本论文共有五个部分构成,即绪论、正文三章和结语。　　 绪论概述了瞿秋白研究的主要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论文的立论依据,指出本文的创新之处和努力方向；正文三章采用分——分一总的写作模式,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并列结构,分别概述了瞿秋白游走于自由意志与国家意志之间的精神彷徨,以文本细读的方式揭示出其复杂的角色扮演；第三章通过揭示存在于其思维模式中的三对矛盾,阐述其作为“二元人物"的实质,进而分析知识分子身份的群体性与瞿秋白的个体特异性造成其人生悲剧的内在联系,指出瞿秋白的悲剧不仅是时代的悲剧,亦是其身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