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克文·伯科维奇指出，美国文学自始至终表现出对于“美国”和“美国人”身份的双重焦点的强烈关注，它一方面将美国奉为“明天之国”，另一方面又对“美国人”的界定深感迷惑和焦虑。这种关注早在移民始祖的新大陆荒野之旅所蕴蓄的“选民”和“使命”意识中就已萌生。而在更为深广的层次上，由于国家理想和民族身份是煎熬着各个时代、各个族属的人们心灵的恒常话题，这种“双重焦点”的自我审视并非为美国文学所独有，而是在不同国别的文学中都留下了轨迹。随着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化和全球化时代，文学创作和批评所承载的身份焦虑与关怀也变得日趋浓厚和显在。因此，本文拟以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的荒野旅行小说为个案，结合作家浸润其中的基督教文化传统，依仗神话原型批评理论对作品进行深层解码，以探视美利坚民族久远的文化和心理继承，管窥“美国”和“美国人”身份双重焦点的神髓，进而为我们反观各自民族的文学和考察世界文学，特别是思考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揭示人类的精神共相，提供一定的启示。本研究的前四章分别对作为小说主要构件的场景、人物、叙事结构和具有旅行标识意义的意象进行了探讨。具体而言，第一章从作家的荒野经验出发，通过对作品中类型场景的清理发现，福克纳虚拟世界中的场景既经过了历时的变迁，也维持着共时的三位一体：其一是以原始森林为介质、未受现代文明污染、超然于工商业社会之外的“原生荒野”，其二为以乡村和小镇为表征、居于文明社会和自然荒野之间、因两者抵牾互渗而生成的“混融荒野”，其三是以位于约克纳帕塔法县之外的喧嚣都市为象征、作为现时生活的外在参照和终极警示的文明社会。这三元场景呈现出与《圣经》中的天堂(伊甸园)、炼狱(荒野和现世境遇)和地狱的精妙对位，它们是《圣经》中关乎人类的三层次世界景象的置换。第二章聚焦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认为有三类人物被明显地前景化，其中，由自然的绅士、天真的孩童和具有大地母亲特质的年轻女性集合而成的“伊甸式人物”往往凸现出“原始”和“纯洁”的品性，他们是堕落前的亚当和夏娃的象征，是引发、支持和维系伊甸园梦想的力量；与此相对的“反伊甸式人物”则在简单的信念、规划或目的的驱策下，背离人类的古老美德，任自己蜕化为教化的工具、欲望的奴隶或机械人，因而成为伊甸园梦想的破坏力量；在这两类人物之间，在他们所形成的紧张窘迫的关系场中，还游离着一群“替罪羊”，他们各自以一己之躯承担起种族、阶级或家庭的罪孽，因而成为平缓冲突、恢复秩序的力量。第三章对在作品中复现频率高、负载明显主题强度并对旅行结局形成预设的标识性意象进行了考察：以马、熊、大车等为代表的“助推意象”喻示着旅途中的强大助力，使主人公不仅完成世俗意义的荒野之旅，还在精神意义的人生之旅中实现向上的攀登和跨越；而洪水、大火和黑屋则以各自蕴蓄的巨大张力而成为浮雕似的阻隔意象，它们干预和破坏着行程的推进，宰制着人物的命运；路与桥是旅行中最基层和最恒久的意象，不仅可望沟通乡村与城市、荒野与文明、过去与现在，还可以隐喻种族、阶级、性别栅栏的跨越，它们在言说沟通之艰难的同时，更申述着沟通的必要。第四章运用契约定位法对福克纳荒野旅行小说的叙事结构进行了译解，揭示出三种不同的结构图式，即：表达“再生性沉降”题旨的“完满的U形”，勾画“大厦的坍塌”图景的“断裂的U形”，以及彰显现代人西绪弗斯式命运的“倒置的U形”，它们是作家对《圣经》中U形叙事结构的挪用和变形。在上述各章的解读基础上，第五章指出，福克纳对圣经原型的激活可以在整体构架上抽象为一个三元模式，而由“混融荒野”、“替罪羊”、“沟通意象”和“倒置的U形”所串联成的纵列则是介乎两组对立关系之间的调节项，作家至为深沉的关切正寄寓于此，相形之下，两组对立关系犹如正反两面借镜，朗现出伊甸园之后的人类生存境况的有限性、相对性和悲剧性。与此同时，调节项的居中位置既提示着历史的前后牵连，使人物象征性地经历了过去、现在并指向未来，又暗喻地理的内外贯通，使人物不仅保有“南方人”身份，更被纳入“美国人”和“人类”的大家庭中。因此，调节项纵列可以视为福克纳荒野旅行小说共同体中所有单部作品的通约性陈述，其所深蕴的既是关于南方的同一个故事，更是关于美国乃至全人类的同一个故事。本文最后得出结论：作为继承了基督教文化传统和美国荒野文学传统的现代作家，福克纳通过三元原型模式的架设，使自己的荒野旅行小说响彻了对于美国文学中身份探寻主题的应和。一方面，作家对历史与当下的阴郁描摹颠覆了美国作为“明天之国”的理想，使其救世神话被无限延宕，另一方面，福克纳犹如现代社会的施洗约翰，在精神荒野上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劝诫，呼告自己的同胞刷新观念，打开视野，回归人类大家庭，不管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不管是白种人、黑种人还是红种人，首先都是人类大家庭的成员，其次才是美国人，这是具有先觉性全球意识的天才作家对美国人身份本质的深刻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