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碳达峰”、“碳中和”双碳目标的指引下,我国生态环保类IPO逐年增加,绿色债券井喷式发行,资本市场正逐步朝着“绿色”转型。然而,目前我国A股企业的绿色信息披露质量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存在披露积极性不高,标准不统一,量化描述较少等问题,与绿色金融的快速发展极不相称。绿色信息披露质量对于绿色金融的发展而言是具有基础性作用的。绿色信息披露不足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将导致绿色金融运行不顺畅,投资者、监管者和社会大众都需要付出更高的信息搜集成本,使得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因此研究如何提升企业绿色信息披露质量很有意义,将促进我国绿色金融的有序蓬勃发展。随着我国资本市场逐步开放,外资在A股的比重逐步增加,发源于发达资本市场的ESG投资理念正在国内逐步流行,很多上市公司为了迎合投资者偏好,加强绿色信息披露的意识似乎正在不断增强。因此,本文从宏观制度的角度去探讨,资本市场开放是否可以促进企业提升绿色信息披露质量。对于我国而言,资本市场开放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沪港通”和“深港通”制度的成立。因此,本文以“沪港通”和“深港通”（简称“沪深港通”）作为代表资本市场开放的实验场景,以2010年至2020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使用PSM-DID模型,研究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绿色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本文发现,资本市场开放对于企业绿色信息披露质量具有显著提升作用。主要因为资本市场开放后,企业需要通过提升绿色信息披露质量释放价值信号从而吸引外资,而外资占比提升,也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为可持续发展分配更多资源;并且,资本市场开放后,市场波动加大,企业可以通过提升绿色信息披露质量来缓解股价波动;此外,资本市场开放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对冲了绿色信息披露带来的新增成本问题,提升了企业的主动披露意愿。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更高的机构投资者占比、更高的分析师关注度、以及更高的流动性水平对于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绿色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本文的创新和贡献在于:第一,目前关于企业绿色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主要在于企业自身运营情况以及政府监管等微观层面,鲜有文章从宏观制度层面探讨,本文将企业绿色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拓展到宏观制度层面;第二,目前关于资本市场开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前两大公司治理问题,即两大代理问题,鲜有文章研究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其他利益相关者,即非直接经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本文将资本市场开放的相关研究拓展到企业外部非直接经济利益相关者范围;第三,过往研究国内资本市场开放利用的实验场景主要是QFII和“沪港通”,本文将研究范围拓展到了“深港通”;第四,过往衡量企业绿色信息披露质量采用的数据较为宽泛,比如声誉评分和企业社会责任指数等,本文使用了CSMAR中新增的“环境研究”数据库,采用指标分类法打分,指数构造方法更为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