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90年代是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节点,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文化消费观念愈演愈烈,曾经端坐在精神殿堂的文学突然从社会中心滑落到边缘,从精英立场走向大众化,文学的式微已经不可避免。在这个时候,王朔的异军突起成为一个带有隐喻意义的文化符号。作为一个文学言说者,王朔将自己降低为“痞子”,以边缘人和异端的身份发声。他的顽主系列小说中,一批玩世不恭、游手好闲却又不失善良和真诚的落拓青年集体登场,他们以“我是流氓我怕谁”为宣言,藐视权威、挑战传统,调侃社会,揶揄精英,被人称为痞子、流氓。事实上,王朔在构建他的“顽主王国”的同时,也构建了属于自己的文学话语体系。王朔文学话语的基本策略是去意识形态化、去崇高化、去精英化。他放弃了小说的说教立场,解构文学的意义；他放下代言的身段,主张自我表达；他拒绝宏大叙事,回归草根立场；同时,他对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文化精英的虚伪性进行了无情的调侃和嘲讽。这种话语策略使他的小说具有极强的破坏力。在话语技巧上,王朔祭出了调侃的法宝,通过夸张、比喻、仿拟、铺陈等修辞手法,对社会不公和文化精英进行了深刻的反讽。王朔的反讽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结构性反讽、情境性反讽、戏谑性反讽。王朔文学话语的最大意义在于,他突破了意识形态话语对文学话语的束缚,卸下了文学的“代言”使命,使文学走向了通俗化、大众化,却避免了武侠言情小说的浅薄化、格式化。尽管王朔的小说饱受争议,但他至少表明了一种自以为更加纯粹的文学姿态：作家不是代言者,文学也不是意识形态话语的附庸,真实地自我表达是文学的真谛所在。但是,王朔的小说并没有完全实践“真实表达”的诺言,对市场的依附,对读者的迎合,使王朔小说堕入价值观沦丧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