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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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高校与学生之间因惩戒而引发的诉讼不断。我国目前阶段关于高校惩戒的立法和司法解释尚不完善,厘清高校惩戒的概念、法律性质,是该类纠纷获得司法救济的理论前提。高校非学术性惩戒权源于法律法规的授权,学术性惩戒权来源于高校办学自主权,不论是高校学术性惩戒权还是非学术性惩戒权,高校惩戒权在法律性质上都属于公权力。田永案打开了我国司法介入高校纠纷的大门,但司法介入高校惩戒的范围和审理标准一直是争论不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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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高校与学生之间因惩戒而引发的诉讼不断。我国目前阶段关于高校惩戒的立法和司法解释尚不完善,厘清高校惩戒的概念、法律性质,是该类纠纷获得司法救济的理论前提。高校非学术性惩戒权源于法律法规的授权,学术性惩戒权来源于高校办学自主权,不论是高校学术性惩戒权还是非学术性惩戒权,高校惩戒权在法律性质上都属于公权力。田永案打开了我国司法介入高校纠纷的大门,但司法介入高校惩戒的范围和审理标准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司法介入高校惩戒的范围,解决何种惩戒纠纷可以纳入司法审查,是“广度”的问题。司法审查的标准,解决已纳入司法审查的案件如何进行审查的问题,是“深度”的问题。我国目前司法对高校惩戒的受案范围限于学位授予(撤销)惩戒和涉及学生身份改变类惩戒。此种受案范围不能全面保障学生受教育权及其他基本权利,应当适当扩张高校惩戒的受案范围。具体而言,法院从受案范围上对学生权利救济的扩张有两条路径:一是扩大对侵害学生特有权利的惩戒行为予以审查救济,一是扩大对侵害学生一般权利的惩戒行为予以审查救济。对于已纳入司法审查的高校惩戒纠纷,法院不可忽视高校惩戒的复杂性而采取统一的司法审查标准,否则会造成实质上的不公。基于高校惩戒的原因不同,可将高校惩戒案件分为学术性的惩戒案件和非学术性的惩戒案件,对于两类案件,司法审查的原则与侧重点各有不同。对学术性惩戒案件,司法审查应采取有限审查的标准,以程序性审查审查为核心,且在该类案件正当程序的审查应当简化,区别于非学术性惩戒的程序审查。对非学术性的案件,司法审查应采取严格审查的标准,从实体和程序两个维度审查。基于高校惩戒规则供给不足,非学术性惩戒案件的司法审查应补充合理性审查原则,以填补法律规范的漏洞。同时在非学术性惩戒案件中采用比例原则,合理限制高校在惩戒中的自由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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