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对于一国形象的塑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泰晤士报》是英国的一份综合性全国发行的日报,它的影响力涉及到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方面。本文以1785-1912年《泰晤士报》当中塑造的中国儒释道三教的形象作为研究对象,作者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和理论,对《泰晤士报》当中关于中国儒释道的报道进行研读和分析,最后发现该报塑造的是表面上言说儒释道三教这个他者,实际上是言说基督教自我的形象。对于中国的儒释道三教,他们的态度也并不是从一而终,一成不变的。该报关于中国儒教的报道就出现了从批评出现,到批评加剧再到“重新提倡”的变化;对于道教和佛教的报道,则大多数都是一以贯之的批评和抨击,未有太多变化。无论是变,还是不变,抑或是批评还是提倡,实际上是在于他们国力实力的提升以及传教的义务的需要,而不是对中国的宗教的认识有了实质性的变化。对于虔诚信奉新教的传教士和部分记者和外交官等人而言,全知全能全在的上帝是他们唯一的信仰,信仰或敬畏任何其他的神便是对上帝的亵渎和不敬。另外,基督教不允许造像,中国的偶像崇拜则成了另一个他们不能忍受的重要方面。对于一些不信仰新教的记者而言,他们出于自身种种原因,对于中国宗教的态度也不甚友善。对于《泰晤士报》当中关于中国儒释道的研究,一方面,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对文化传播的有利方面加以利用和发展,不利的方面则尽力避免和改正,进而有利于中国优秀文化走出去和实现世界优秀文化共享;另一方面,以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儒释道为镜子,可以借此观照出我们自身文化存在的不足和缺陷,帮助我们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本文第一章简要概括了课题的研究现状和其他一些基础内容。第二章具体分析《泰晤士报》当中所呈现的儒教形象。发现对于儒教的认识发生了由过去的乌托邦变成意识形态的参照,再到把儒教当作言说自我的工具。第三章则具体分析了《泰晤士报》中所展示的中国佛教形象。发现该报整体塑造的是一个负面的和消极的中国的佛教形象,具体表现为信仰对象不唯一,信仰理论不可靠,以及信仰徒众不受人尊敬,没有地位。第四章则分析了《泰晤士报》中所体现的道教形象。发现该报对于中国道教同样是持有一个批判和抨击的态度。具体体现为对作为一种思想的道家思想和作为一种宗教的道教不分,以及认为从道家变化为道教就是一种堕落,一种腐败。最后一章对前面的几章进行梳理,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泰晤士报》为了突出自我(基督教),而不断批评和抨击他者(中国儒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