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环境污染和能源问题的矛盾逐渐激烈,为更好的解决全球变暖,控制全球平均气温升幅在1.5℃以下,国际上各个国家都在积极推动和完善环境保护相关制度。我国也处于绿色转型的过渡阶段,既要改善当前我国资源环境的压力,致力于解决污染问题,又要保证经济的发展,做好民生保障工作,减缓矛盾的关键在于减少污染源的排放,结合我国国情,激励企业转型并抓好绿色创新工作极其重要,尤其是以重工业为主的高碳排放企业,提高其绿色创新水平是我国兑现碳排放达峰和2060年实现碳中和的重要途径。鉴于环境污染的外部性,以及碳市场的发展阶段,各种形式环境规制工具作为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抓手,应充分利用环境规制工具的多元化,有针对性的实施政策,结合异质性环境规制发挥作用的内在影响机理,及时调整政策门槛,以达到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能力,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的。为此,本研究基于不同形式环境规制工具对高碳排放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理,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的高碳排放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2010-2019年面板数据构建2OLS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直接效应和调节效应,并体现环境规制的异质性,且通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高碳排放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易受国家政策影响,命令型环境规制和自愿型环境规制对高碳排放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呈“倒U”型,市场型环境规制与其存在“U”型关系,且线性回归结果显示不同形式的环境规制工具作用效果均未跨过拐点。（2）进一步调节效应模型发现,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将通过寻租效应和信息透明度效应间接作用于高碳排放企业绿色创新,寻租效应对命令型型环境规制和自愿型环境规制的抑制作用更明显;信息透明度则可以加强命令型环境规制和市场型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3）控制变量中,企业规模和性质对高碳排放企业的绿色创新影响最大,企业规模大的企业绿色创新压力更小,对于绿色创新的积极性也更高;国有企业与绿色创新产出的相关性更强一些。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从不同环境规制工具政策的作用效果,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力,寻租活动、信息透明度的关键作用以及企业异质性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加快高碳排放企业绿色创新进程,尽快实现高碳排放行业绿色转型,促进经济环境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