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违约制度起源于英国普通法,后对美国合同法产生了重大影响,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欧盟制定的《欧洲合同法原则》和1994年国际私法协会《国际商事合同通则》都对根本违约制度进行了规定,从而使其具有了更深远的意义和影响。该制度不仅在国际贸易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各国合同法的理论和实践影响也越来越大,已经或直接或间接的体现在各国合同立法中,但是由于各国内法和国际立法都只是对根本违约的构成作了抽象性的规定,就连《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二十五条对根本违约作的定义也因其语言的高度概括性,在实践中引发了许多争议。例如：关于“处于相同情况中一个同等资格、通情达理的人”如何确定,在结合具体案件中如何认定同等资格、通情达理?“可预见性”时间的确立标准?“损害”的确切含义?等等的不明确都使其在贸易实践中带来许多问题和不便。另外,我国作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缔约国,在合同法中体现根本违约制度的实质内容,为我国的合同解除提供了更科学合理的法定事由。但是由于还存在诸多问题,其在国内的适用难免有一些不足,这也是我们亟待完善的地方。总之,根本违约制度作为一种解除合同的法定事由,一方面既是保护受害方利益的体现,另一方面实际上是对行使合同解除权进行了非常必要地限制。我国新《合同法》对该制度的规定和完善,不仅丰富和充实了我国的合同法制，还促进了我国立法在这一问题上与国际法制的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