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际数字经济迅猛发展,数据资源向数据资产的转换速度加快,导致国家数据立法的实践不断增加、话语权争夺日渐加剧。跨境数据流动是指跨国界传输、访问或处理数据。跨境数据流动的重要性逐步提升的同时,国际层面没有形成统一的监管规则,客观上影响并制约着跨境数据流动。在跨境监管模式的维度上,目前存在两大监管体系: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和欧盟为代表的保护主义体系。前者是一种基于“以制度为基准”理念的行业自律模式,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干预,强调市场主导,反对监管对数据流动的过度干预。而后者则是“充分性保护”原则基础上建构的个人隐私保护监管框架,以严格保护而著称。这两个监管体系在对立与统一中不断演变。这种现象一方面源自个人数据保护与跨境数据自由流动的平衡,另一方面也是两方数据利益冲突的体现。目前,国际层面上尚未形成数据跨境流动的统一监管模式,这会导致跨境数据流动面临更高的风险和承担额外合规费用。与此同时,中国正构建全面协调的跨境数据流监管框架。中国之因应策略,本质上取决于自身的比较优势和发展方向。因此,中国要结合实际,以国家安全为出发点。中国在建立跨境数据监管方面经历了快速的发展。过去五年里,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先后颁布实施,逐渐形成三位一体的跨境数据监管框架,即“中国模式”。与美欧模式相比,中国模式在保持商业效率和网络安全之间的平衡方面考虑更充分,也有利于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然而,目前中国参与的国际监管合作还有提升空间,中国的行业立法参与、规则细化有待进一步加强。本文通过拆解比对欧盟、美国和中国模式,分析了三种模式下跨境数据流动监管的成因及目标。文章指出,在跨境数据流监管和适用方面存在一些争议,如具体规则设计、域外管辖权的适用和例外条款等。中国应在制度层面和法律层面上不断迭代以应对这些挑战。制度层面,应完善跨境数据监管和安全体系,保证规则自身的完备性与科学性;法律层面,应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以实现国内规则与国际数据监管的协调。在确保实现数据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中国应在跨境数据流动监管中发挥引领作用,提升中国数据话语权。本文从四个方面讨论中国之因应策略:一是完善国内外的法律框架;二是深化与RCEP和DEPA等区域协议的深度合作。三是打造自贸区,试点先行跨境数据管理办法;四是通过建立数据治理体系,从行业角度支持软法的输出,发挥中国数据发展大国的比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