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如何保护我国的海外利益,而当前在“一带一路”建设推进过程中,我国海外利益保护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外国政权更迭和政治动荡问题。而在风险背后,隐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在全球范围内遏制“一带一路”建设的真实意图。美国在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肆干涉他国内政,推行“霸权外交”,进而影响我国公民、企业在当地开展投资、贸易等活动的经济利益,以及人身安全等利益。基于“一带一路”建设的跨境属性,要防范化解阻碍合作风险,特别是由于政权更迭带来的项目叫停、合同作废、投资受损等问题,切实提升对我国海外利益的保障,亟需找到具有国际公信力和权威性,且有一定强制性的解决手段。从国际经济交往实践来看,解决跨境纠纷和争端的一个最能形成国际共识和合法性的路径就是国际法治手段。外交和领事保护、双边投资协定（BITs）、ICSID机制、WTO争端解决机制等都曾被用来应对有关事件,解决有关争端。但是,考虑到这些法治手段要求不同的适用条件和场景,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际情况的差异,简单套用某一手段显然难以起到有针对性的成效。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海外利益保护分量最重的国家,我国需要探索出一条符合国际法规则的新路径,最大限度地为“走出去”企业和公民提供安全保障。在对保护海外利益的法律机制研究后,本文提出通过创设专门为“一带一路”建设服务的新双边条约,推进我国海外利益保护。这一研究假设主要基于三个方面,一是双边条约具有国际法效力,对缔约国产生拘束力,理论上不受政权更迭等政治影响,一旦违约,违约方将承担相应的责任,也有损其国际形象、信用评级等,影响其参与国际事务;二是双边条约可以更具体、更灵活地规定缔约双方的权利义务,针对沿线国家国情等差异较大的实际,订立双边条约能够更有针对性地协调双方利益,推进合作关系;三是我国与有关国家迄今已签订的双边条约多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签署的,存在法律约束力不足、已经失效、保护不充分,以及不能反映国际法发展新趋势、不能适应“一带一路”建设实际需求等问题。此外,根据实在国际法、国际法现实主义理论,以及国际规则和秩序形成的一般规律,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应主动运用国际法治手段塑造规则,在有效保护我国海外利益的同时,表达对国际治理和国际秩序的主张,这与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的现实也是相符的。通过对我国和新加坡经贸合作协定升级,促成两国经济合作的保护力度加大的个案分析,以及对美国运用双边条约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其海外利益保护的实践分析,为我国创设专门性的适用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双边条约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双边条约在推动双边、多边或区域合作升级中的作用和路径选择;二是双边条约在保护海外利益方面重在防范化解风险,实施中需要与其他保障机制共同作用。结合“一带一路”建设需求,本文提出了新的专门性双边条约应包含的主要内容,并就条约商签、施行等提出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