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0世纪以来,PPP项目模式在中国迅速发展,其核心在于政府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合作。这解决了政府方本身的若干缺陷,特别是在资金短缺和专业能力缺乏等方面的问题。但与此同时,近些年来民间资本却对PPP项目顾虑重重,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担心政府利用自身的权利发生政府信用风险。政府违约对树立诚信政府的形象以及鼓励社会资本方的参与都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这一问题也得到了政府的充分认识及重视,国务院办公厅和发改委等有关主管部门分别出台了文件强调政府诚信履约的重要性。因此,本文基于目前政府信用风险的具体表现形式,剖析产生政府信用风险的主要原因,提出契约化和行政化两种规制方式,就两种方式进行国际组织和域外国家的分析比较,提出两种方式产生的原因以及适合我国国情的的规制方式。第一章是全文的基础章节,是本文论述的基本前提。其划分为两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是论述笔者对于PPP项目政府信用风险内涵以及法律性质的认定,第二部分是分析PPP项目的政府信用风险产生的原因以及对应的路径选择。前者主要对PPP的概念、PPP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PPP合同的法律性质、主要表现形式以及特殊性等内容进行阐释和剖析,明确本文所要讨论内容的基础,以便后续的论述有着基本的前提条件;后者结合现有案例以及目前的研究现状,归纳总结出PPP项目中政府信用风险的产生原因以及规制路径,以及笔者选择契约化和行政化两种规制方式的原因,接下来两章节则围绕着契约化和行政化两种规制方式展开。第二章的内容是PPP政府信用风险的契约化规制方式。笔者通过剖析各类型契约化方式的优缺点以及可行性的基础上,认为完善合同条款以及政府违约担保体制建设是契约化手段的重要内容。在完善合同条款方面,笔者以国际组织和域外国家的相关规定和经验作为参考,着重介绍PPP协议条款中政府违约条款和自由终止权条款的模式选择,笔者认为政府违约条款应该采取广义的定义和明确情形并列的形式,自由终止条款应采用基于既有法律和合同的依据,又有损害公共利益的事实,且补偿金额与政府违约数额相同;在政府违约担保方面,笔者以国际组织和域外国家的相关规定和经验作为参考,归纳总结了两种担保方式,即担保合同和上级政府直接承诺两种担保方式,笔者认为应当选择前一种方式更加有利于规制政府信用风险。第三章的内容是PPP政府信用风险的行政化规制方式。笔者通过剖析各类型行政化方式的优缺点以及可行性的基础上,认为PPP中心以及PPP监督机构建设是行政化手段的两个重要内容。笔者进行国际组织和域外国家的相关规定和经验的梳理和考察建设上,归纳总结了PPP中心的地位、模式和职能所采取的模式,提出PPP中心应当在中央和某些地方分别设立以及应当采用隶属于财政部的模式。在PPP监管机构中,笔者进行国际组织和域外国家的相关规定和经验的梳理和考察,认为应当设立监督PPP项目全程的独立第三方机构模式。第四章则在前三章的基础上,基于中国PPP项目政府信用风险的立法和实践现状,结合第一章提到的PPP政府信用风险的原因和特点以及国际组织上对PPP项目中政府信用的原则性阐释,把握风险规制的总体方向和原则。再根据第二、三章对契约化和行政化的各种模式的对比,提出对于我国有关PPP合同违约条款、违约担保、PPP中心以及PPP监管机构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