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比较了浙江、江苏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差异，即前者主要依靠私营经济的发展，而后者主要凭借FDI的强大推动，试图对“什么原因造成了江苏、浙江这两个在地理位置、市场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开放水平、市场化程度和教育程度等均相似的省份选择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这一令人困惑的问题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罗长远等(2004)对私人资本和FDI的关系问题所做的研究发现，由于中国金融市场的不健全，FDI进入后可能会对国内现有的、潜在的私人投资产生“挤出”。即私人资本和FDI是一种替代关系，浙江、江苏两地私人资本和FDI此消比涨的关系也印证了这个结论。我们的研究以此为逻辑起点，把问题转变为“如果现阶段浙江、江苏的不同发展模式源于初始FDI引入量的不同，那么为什么浙江地方政府不能吸引到与江苏一样多的FDI呢?”。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FDI的区位选择问题。 　　认为两省国有资本存量的不同和FDI的集聚效应是影响两地FDI流入量不同的主要因素。为了验证作者的解释，根据邓宁的区位优势理论，以及聚集效应分析，设定局部调整模型，并选取了1993～2003年南京、杭州等16个城市(浙江江苏各8座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计量软件stata8.0，分别做了WITHIN(fixedeffects)Estimates和VarianceComponents(randomeffects)Estimates。Hausman检验的结果支持了随机效应模型。结果发现，在控制了诸如金融发展状况、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程度、市场开放度、基础设施、市场规模、人口教育程度、地理位置和优惠政策等因素后，国有资产存量确实对FDI的分布产生显著的正影响。但反映FDI集聚效应的解释变量的系数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说明前一期在长江三角区FDI的投资没有产生“正反馈”，即原先的投资量越大，吸引的新投资就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