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0年以来,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力持续扩大,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形势也经历几番大变革: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2016年英国脱欧、特朗普单边主义等。在此全球局势风云骤变以及中国自身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双重变革背景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网络本身以及中国在此网络中所处的位置均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现阶段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依然停留在点对点的分析模式中,较少从网络角度探究其演化机制。本文从关系视角出发,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网络的影响因素提出创新性的解释。以往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网络的解释多为基于比较优势理论或内部化理论,然而这些理论可能在宏观上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网络的成因进行了一定的解释,但是在关系方面的突破上依然解释不足。同时,学术界对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理论均是基于发达国家为主,在政治体制及国家行为上,各个国家均有其独特情境。因此本文将国家视为一个经济行为主体,运用QAP方式,以“网络对网络”的社会网络分析方式研究双边出口网络、国际政治关系网络、制度距离网络、文化距离网络对对外直接投资网络的影响问题,在实证上丰富拓展了已有研究。研究表明:（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网络密度逐年增大,国家间的投资量都在迅速增长,但各国投资量差异较大,（2）投资网络中的凝聚子群间的联系逐年增强,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网络的各凝聚子群中均起到重要连接作用的国家主要有中国、新加坡、孟加拉国、印度等国,（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网络中处于兼顾型板块的国家的数量逐渐增多,然而始终有板块处于孤立状态中,（4）国家间的政治关系距离对对外直接投资量起到负向作用;制度距离、文化距离对对外直接投资量起到负向作用;双边经济关系对对外直接投资量起到正向作用。研究结果一方面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网络的特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描述;另一方面从关系视角提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网络联系强度的影响因素,为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