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通过查阅《满洲映画》、《电影画报》、《电影报》、《华北映画》、《新影坛》、《华影周刊》六种分别出版于伪满、北平、上海三地,受控于各出版地日伪电影机构(“满映”、‘‘华电”、“中联”[华影])的电影类报刊,分析各报刊中呈现的日伪电影机构宣传风格,综索各报刊中涉及的“满映”(“株式会社满洲映画”)的有关报道文本,对比同时期三地颇有影响力的报刊杂志(如伪满的《大同报》、《康德新闻》；北平的《新民报》；上海《上海影坛》)中电影类报道的要点新闻与主要观点,从多重维度展示1937年至1945年间日伪电影机构控制下的对话“满映,,宣传的原始状态,同时试图甄辨三地在涉“满映”新闻的报道中呈现出差异性的内因与外因。研究结果表明：就伪满、华北、上海三地区各自的“满映”整体性形象而言,上述报刊中“满映”的宣传的确发挥出了强大的舆论引导效果,甚至突破地域限制,实现宣传与信息共享。同时三地各报刊均对其他两地如何评判本地电影保持着长期地关注。然而,这种舆论引导的效力并非是独断的,也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舆论霸权,本地区其他媒体的“满映”评论与观众口碑始终是各地“满映”印象最终确立的重要来源。“满映”电影于三地间的放映数量、放映方式、放映时机以及观众对影片的认识与接受时的具体状况是导致三地“满映”印象呈现出差异性的重要原因,这种差异性通过编读互动、电影评论以及访谈座谈等多重手段,传递回各日伪控制下的各电影机构,反作用于三地各刊物日常的“满映”宣传之中,使得伪满、北平、上海三地六种报刊中的“满映”宣传不断与此相呼应。这种自我宣传与外界认定的集合,最终塑造并强化了伪满、北平、上海三地日伪电影机构控制下的“满映”宣传所营造出的“满映”形象。本论文的写作旨在为后续的“满映”研究做出一些必要的资料性的积累。资料的获取程度从根本上决定着“满映”宣传研究这一研究课题的进展与深入程度。随着近几年多种汇编型中国电影史料文献资料的出版,“满映”研究的资料荒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更多与“满映”相关的出版物甚至于影像资料的不断现世,“满映”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都将会有所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