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是先秦儒学中最具哲学意蕴的,它以宇宙论的思维模式对儒家道德修养作形上思辨。承接先秦,宋明儒学更以本体论的思维模式重构了儒家道德形上学体系。理学形成发展语境下的“中庸”思想不仅确立了道德修养的至上性、内在性,而且由此进发凸显以“诚意”为核心的道德修养工夫和路径。本文以《杨时集》为中心,对杨时“中庸”思想作研究,认为,杨时“中庸”思想出入释道,以儒为宗,形成于宋代儒学重构的文化语境;其“中庸”思想以至上而超越的天理为本体,认为,天命、性、天理为一而完备于物我,且为涵盖了一切儒家德目的“德性”之体(即“诚”),成就“德性”之过程和行为之道就是“诚意”;其“中庸”的“德性”存养以“诚意”为核心,在“体中”的实践中,贯养气、治心、“致知”的工夫,努力克服气之偏,人欲之私,心之不正,以恢复人的本然之性,向外‘格物穷理”、向内“反身而诚”而“致知”,以成就人的“德性”,其“德性”存养也是仁、义、忠、信等德目实践的过程;其“德性”政治以“德性”存养为基础,“王”本于“诚意”,为政以“德”,讲仁、义、忠、信等的政治品格。其思想具鲜明的理学特征,是二程(洛学)到朱子(闽学)的中介和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