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城县位于山西省东南角,其方言属晋语上党片晋城小片,县境内“三山三河”将全县再分为五大乡,自古较为闭塞。明清以后,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人口迁徙才逐渐频繁,由此形成了许多富有特色的方言语法现象。本文即以阳城方言中的被动标记、时间标记和程度补语标记为对象展开共时描写和历时溯源,并与相关方言进行对比,揭示阳城方言的特色。阳城方言的被动标记是“着”。“着”标在县境五大乡的读音各不相同,但用法却非常一致。阳城方言要求被动标记“着”后必须出现施事,这是它与普通话中常用被动标记的最大区别,北方的山东方言亦对“着”标有此要求。此外,被动标记“着”在阳城方言中只用于不如意事件。至于“着”标被动句的来源,我们认为其演化路径有两条。其一是由“着”的“遭受”义演变而成被动标记“着”,并在唐代发展出形式简单的“着”标被动句。其二是由“着”的“使役”义演化而成被动标记“着”,随着唐宋时期“着”标使役句的发展,促进了成熟“着”标被动句的形成。阳城方言的“着”即同时具有“使役”义,应该是按照第二条路径演化而来的,正好为这一路径提供了共时方言佐证。被动标记“着”在历史上使用频率很低,而在现代汉语方言中却分布很广泛,主要分布于西南地区。阳城方言中时间标记有四个:上、那、动、着。这四个时间标记呈互补分布状态。其中“X+上”用于已然和惯常事态句,只有年龄名词可充当X。“X+那”只用于已然事态句,时间名词、动态形容词和无界动作动词可充当X。“X+动”用于惯常和未然事态句,只有动态变化形容词和无界动作动词可充当X。“X+着”只用于未然事态句,年龄名词、时间名词、动态性形容词、无界动作动词都可以充当X。而在未然事态句中,“V+动”强调动作即将发生,“V+着”强调动作发生之后。这四个时间标记的虚化过程符合类型学规律,即“活动位移→空间位置→时间标记”。每种方言都有自身的时间标记系统,“上”、“那”、“着”作为时间标记在晋语其他方言中并不常见,然而“动”这个时间标记在晋语区却有广泛分布,但“动”在各方言中的组合能力、组配方式、时制环境多有不同。“动”作时间标记源于其“发作、使脱离静止状态”的实义,当“X+动”位于句首作时间状语时,“动”就由强调动作发生转变为强调动作发生的开始时间。阳城方言中存在程度补语标记“得勒”,在有些格式中只单用“得”,其它某些方言则记作“得来”。在阳城方言中可形成四个“X+得/得勒”的基本格式:性质形容词+得勒;把+N+心理活动动词/处置性动作动词+得;着+N+处置性动作动词+得;能+一般动作行为动词/动宾词组+得勒。此外,“X+得/得勒”还可受“老”、“样”、“可/可是”、“就”等程度副词修饰。“X+来/得来”结构主要分布在四川方言、吴语区、晋语区。在四川方言中,“来/得来”后的补语必须出现;晋语区,只有“得来”没有“来”,“得来”后可直接加补语,可用逗号将其与补语隔开,也可省略补语,“把”字句和被动句“得”后补语常省略;吴语区,“来/得来”后的补语表程度时可省略。这说明西南官话区的“来/得来”发展最慢,晋语区“得来”还处在发展过程中,语法格式类型多样,吴语区“来/得来”发展最快,语法格式也最齐整。通过历时溯源,我们发现“得”和“来”都是唐代比较常用的结构助词,在宋金两代,“得”与“来”合并为一个复合结构助词。后来,在“得来”后面的程度补语成为套话或补语太长、句子松散而语义不言自明的情况下,省略补语,成为用于感叹句的程度补语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