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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民经济基础支柱产业的制造业,其发展健康与否将会牵动上下游相关行业的发展以及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产能过剩是当前我国制造业最显著的风险之一,不仅仅是传统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已出现或潜藏着产能过剩风险,而且制造业中各个行业产能过剩的发生率和程度均不同。化解制造业产能过剩已经提出多年,然而十多年间,产能过剩表现出波动性、长期性、复杂性的特征,使得政策措施的效果参差不齐,行业长期无法摆脱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的困境,全球经济下行和欧美“制造业回归”导致外部需求增长受限,过剩产能向海外转移的预期难度也加大。
产能过剩作为一种复杂的经济现象,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每种形式又具有不同的特性或特点,因而具有多种有差异的内在规定性,产能过剩属性即是产能过剩这一经济现象固有的性质特征或内在规定性。从自身特征来讲,产能是同时包含数量、质量、结构三重维度的复杂总体,因此,本文从数量性、质量性、结构性三大属性维度对产能过剩进行刻画。
本文在梳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中关于产能过剩解释的基础上,将产能过剩根据属性划分为数量性、质量性和结构性产能过剩,从三个角度研究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接着结合中国实际,研究中国制造业数量性、质量性和结构性产能过剩的现状及成因,并以中国汽车工业为实证检验,最后提出对策建议,即基于三大属性角度研究供给侧改革治理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路径。
研究表明:(1)不同属性的产能过剩形成机制不同,分别是:数量性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是一窝蜂开办工厂和软预算约束导致的市场供求调节机制失灵,质量性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是研究与开发部门产出的规模报酬递减导致的创新效率低下和可持续性薄弱,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是产业结构转换制约导致的产业集聚和产业关联结构不合理;(2)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确实存在行业特征差异,即:具有某些特征如外资比重大的行业更容易出现产能过剩,具有另一些特征如创新投入高的行业不易出现产能过剩,出现产能过剩的行业,产能过剩程度也可能会因为其他特征因素的加入而增强或减弱;(3)以汽车工业为实证检验,验证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三大属性现状为:中国汽车工业企业整体数量不合理,全国汽车市场普遍没有实现规模经济,地区市场企业数过多反映出重复建设现象严重,是数量性产能过剩的表现;中国汽车工业创新投入具有的特征是,对降低产能过剩发生率更有效的创新投入类型占比小,创新投入分配不合理,是质量性产能过剩的表现;中国汽车产业结构目前不尽合理,存在用于消费的产能扩张同市场消费需求不足之间、汽车产业自身价值增加能力不足同消费需求多样化之间、产业结构集群式发展的要求同产业集中度低的需求结构之间以及汽车产业易受影响同波动的国内外市场需求之间四大矛盾,即产出结构同需求结构不匹配,是结构性产能过剩的表现;(4)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治理,从国家宏观层面,需要“三管齐下”:数量性、质量性与结构性同时治理,针对产能过剩的每一个属性提出供给侧改革对策。
综上所述,本论文目的在于为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形成机制研究从属性即内在规定性角度提供一个逻辑分析框架,并针对三大属性提出治理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供给侧改革三大路径,可能的创新之处有以下三点:
(1)为深入剖析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内在规定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过剩理论与实践是经济学一直关注的研究重点,对于过剩学者们使用了“表现”、“形式”、“性质”、“类型”等一系列词汇来描述,试图对过剩的特征进行分析。但“表现、形式、类型”只能刻画过剩的表面感官,未能涉及其内在规定性,“性质”一词能够揭示其内在规定性,但略显单薄。揭示事物“内在规定性”,需要能够对事物进行划分,并且归纳和抽象出事物的特质,“属性”这一概念在揭示内在规定性方面,较比“性质”一词,内涵更加丰富,范畴更广。本文尝试对产能过剩的内在规定性使用“属性”一词予以描述,从数量性、质量性、结构性三个维度对产能过剩进行刻画。
(2)基于属性划分提出了一个探究产能过剩形成机制与治理对策的新理论框架。对于产能过剩的研究,前期文献多采用“定义-现状-成因-对策”的结构,而本文基于属性划分将产能过剩划分为数量性、质量性、结构性三个维度,采用“产能过剩形成机制的一般分析-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成因分析与实证检验-对策提出”的思路,将产能过剩形成机制、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成因分析与对策研究嵌入到数量性、质量性、结构性过剩三大维度的框架之下,既保持了前后分析的一致性,也使得分析在结构上更为紧凑和条理清晰。
(3)结合中国国情对产能过剩研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并加以验证。以往研究较少考虑产能过剩的行业差异,本文提出,不同的行业,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其产能过剩属性也不同,从而在分析其产能过剩的现状、成因、测度以及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时,应当有所区别,特别是在治理产能过剩时,更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方式,不同行业应区别对待,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本文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这一观点,明确提出易发生产能过剩的行业具有的特征,并依据这一判断标准选择汽车工业作为实证对象,既针对具体产业又最终回归普遍适用性,一方面使研究具有更强的现实适用意义,另一方面拓展了产能过剩研究的行业领域。
产能过剩作为一种复杂的经济现象,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每种形式又具有不同的特性或特点,因而具有多种有差异的内在规定性,产能过剩属性即是产能过剩这一经济现象固有的性质特征或内在规定性。从自身特征来讲,产能是同时包含数量、质量、结构三重维度的复杂总体,因此,本文从数量性、质量性、结构性三大属性维度对产能过剩进行刻画。
本文在梳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中关于产能过剩解释的基础上,将产能过剩根据属性划分为数量性、质量性和结构性产能过剩,从三个角度研究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接着结合中国实际,研究中国制造业数量性、质量性和结构性产能过剩的现状及成因,并以中国汽车工业为实证检验,最后提出对策建议,即基于三大属性角度研究供给侧改革治理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路径。
研究表明:(1)不同属性的产能过剩形成机制不同,分别是:数量性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是一窝蜂开办工厂和软预算约束导致的市场供求调节机制失灵,质量性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是研究与开发部门产出的规模报酬递减导致的创新效率低下和可持续性薄弱,结构性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是产业结构转换制约导致的产业集聚和产业关联结构不合理;(2)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确实存在行业特征差异,即:具有某些特征如外资比重大的行业更容易出现产能过剩,具有另一些特征如创新投入高的行业不易出现产能过剩,出现产能过剩的行业,产能过剩程度也可能会因为其他特征因素的加入而增强或减弱;(3)以汽车工业为实证检验,验证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三大属性现状为:中国汽车工业企业整体数量不合理,全国汽车市场普遍没有实现规模经济,地区市场企业数过多反映出重复建设现象严重,是数量性产能过剩的表现;中国汽车工业创新投入具有的特征是,对降低产能过剩发生率更有效的创新投入类型占比小,创新投入分配不合理,是质量性产能过剩的表现;中国汽车产业结构目前不尽合理,存在用于消费的产能扩张同市场消费需求不足之间、汽车产业自身价值增加能力不足同消费需求多样化之间、产业结构集群式发展的要求同产业集中度低的需求结构之间以及汽车产业易受影响同波动的国内外市场需求之间四大矛盾,即产出结构同需求结构不匹配,是结构性产能过剩的表现;(4)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治理,从国家宏观层面,需要“三管齐下”:数量性、质量性与结构性同时治理,针对产能过剩的每一个属性提出供给侧改革对策。
综上所述,本论文目的在于为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形成机制研究从属性即内在规定性角度提供一个逻辑分析框架,并针对三大属性提出治理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供给侧改革三大路径,可能的创新之处有以下三点:
(1)为深入剖析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内在规定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过剩理论与实践是经济学一直关注的研究重点,对于过剩学者们使用了“表现”、“形式”、“性质”、“类型”等一系列词汇来描述,试图对过剩的特征进行分析。但“表现、形式、类型”只能刻画过剩的表面感官,未能涉及其内在规定性,“性质”一词能够揭示其内在规定性,但略显单薄。揭示事物“内在规定性”,需要能够对事物进行划分,并且归纳和抽象出事物的特质,“属性”这一概念在揭示内在规定性方面,较比“性质”一词,内涵更加丰富,范畴更广。本文尝试对产能过剩的内在规定性使用“属性”一词予以描述,从数量性、质量性、结构性三个维度对产能过剩进行刻画。
(2)基于属性划分提出了一个探究产能过剩形成机制与治理对策的新理论框架。对于产能过剩的研究,前期文献多采用“定义-现状-成因-对策”的结构,而本文基于属性划分将产能过剩划分为数量性、质量性、结构性三个维度,采用“产能过剩形成机制的一般分析-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成因分析与实证检验-对策提出”的思路,将产能过剩形成机制、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成因分析与对策研究嵌入到数量性、质量性、结构性过剩三大维度的框架之下,既保持了前后分析的一致性,也使得分析在结构上更为紧凑和条理清晰。
(3)结合中国国情对产能过剩研究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并加以验证。以往研究较少考虑产能过剩的行业差异,本文提出,不同的行业,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其产能过剩属性也不同,从而在分析其产能过剩的现状、成因、测度以及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时,应当有所区别,特别是在治理产能过剩时,更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方式,不同行业应区别对待,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本文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这一观点,明确提出易发生产能过剩的行业具有的特征,并依据这一判断标准选择汽车工业作为实证对象,既针对具体产业又最终回归普遍适用性,一方面使研究具有更强的现实适用意义,另一方面拓展了产能过剩研究的行业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