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自1926年被夏丏尊译介至中国以来,受到了中国读者的广泛而持续的关注。本文梳理了《中国游记》在华三个时期的译介和研究情况,并试图窥见百年来中国政治、经济、社会、中日关系、媒介技术等变化对读者接受的影响。1920-1930年代,中国现代文坛对《中国游记》予以了共时关注。国内的首位译者是夏丏尊,基于以文为鉴,警醒世人的目的,他对原文进行了筛选和变形,凸显了译文“讥诮讽刺”的意味。在当时中国深陷危机的时代背景下,文学与政治结合空前紧密,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接受不是审美意趣的评点,而是政治情绪的宣泄。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坛着重比照游记对中国现实的反映,对于文中对中国的“坏话”,既有以鲁迅、郑心南等为代表的“接受派”,也有以巴金、韩侍桁等为代表的“反对派”,且随着中日关系日趋紧张,后者逐渐占据主流。另外,还有少数读者,以猎奇的趣味化视角阅读作品。1930年代后,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中国的日本文学译介和研究数量减少,后因历史原因一度停滞。直到1990年代,《中国游记》才真正重新回到研究者视野。文学史中开始零星出现关于《中国游记》的记述,芥川作品集收录了其中的部分篇章,中国学者发表中日文学文化交流史视角的芥川研究论文,《中国游记》作为重要的研究材料之一,在国内的接受逐渐由简单的政治立场审判转向学术研究。直至21世纪头十年,《中国游记》在华译介和研究出现了第二个高潮。两个高质量的全译本相继出版,学界评论也发生转向,具体变化主要在以下3个方面:1.充分认识到芥川龙之介及《中国游记》的重大影响力。2.从关注文本对中国现实之反映,变为研究文本重构中国的策略,并分析时代背景、芥川的中国观等原因。3.关于中国“坏话”的全新解读,使得芥川形象从对中国“鄙视厌憎”的东方主义者,变为了“疾首蹙额”忧患中国命运的友好人士。究其原因,随着中国经济腾飞,现实中国与旧中国、作家建构的文本中国均差异明显;改革开放后,社会对外国文化趋于包容理解,文学批评的多元视角取代了政治化的单一视角;中日关系缓和稳定,中日学术交流活跃,也为文本解读提供了新的视角。2010以后,《中国游记》逐渐从学界走向大众,又出现了4个全译本和一部影视改编作品。在技术革新带来的网络文化、影视文化等影响下,翻译文学的生产模式、存在形式和阅读评论方式均被改变;在由网络构建的“狂欢广场”,作家的国籍、身份、文学素养、时代背景等,都轻而易举地被消解,曾经备受诟病,后被重新解读的“坏话”,都被新时代的网络读者解读为无伤大雅的“吐槽”而接受并产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