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口城镇化从追求数量向追求质量的转变,农民工市民化困境逐渐凸显,政府希望通过政策有效供给解决市民化市场失灵问题,顺利推进农民工有序市民化工作。受限于户籍制度、劳动技能低、就业信息不对称等客观条件,农民工市民化程度仍然不高,什么原因限制了农民工市民化呢?通过已有文献梳理与分析发现,相关研究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户籍制度、住房选择、社会保护、社会保障等角度解释农民工市民化个体差异产生的原因,却缺乏从居住环境角度研究农民工市民化,为本文提供了巨大的研究空间。居住环境是市民化决策的重要因素,与农民工城镇工作生活息息相关,影响个体行为、决策与情感。关于居住隔离问题的国外研究较为丰富,主要关注于种族居住隔离,研究内容多聚焦在居住隔离对精神健康、身体健康、幸福感等方面的影响;国内研究则侧重于从宏观视角描述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之间的居住隔离现状,实证方面的研究则相对较少,鲜有文献研究居住隔离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随着城镇人口比重不断提升,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即将趋于结束,城镇农民工人口流入数量将越来越小,人口城镇化中心工作将从增加“流量”转移到消化“存量”,即将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转变为将转移到城镇的农村劳动力同化为城镇居民,居住隔离视角研究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给本研究增加了诸多现实意义。应用迁移决策理论、社会排斥理论、社会融合理论、邻里效应理论等,采用GIS技术、OLS模型、2SLS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统计分析方法,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构建了市民化指标评估体系,展示了当前阶段农民工居住隔离和市民化各自状况,阐明了居住隔离与农民工市民化之间关系,解释了居住隔离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机制。研究成果弥补了农民工居住隔离问题研究的相关不足,从居住隔离角度丰富了农民工市民化研究,有助于为政府合理有序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破解市民化困境提供政策借鉴,助推农民工高质量市民化。具体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在居住隔离地理分布方面,采用居住分异指数测度了居住隔离变量,发现全国2015年农民工居住隔离状况省域平均观测值为0.729,居住隔离情况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农民工居住隔离在区域分布上呈现“两头高,中间低”态势,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居住隔离情况相对较为严重,中部地区相对较低。全国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流入农民工较多的地区、东部沿海地区、省会地区居住隔离较为严重,其余地区农民工居住隔离状况则较轻。第二,内陆地区农民工市民化程度高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省会农民工市民化程度高于省会周边地区,中西部农民工市民化程度要高于东部地区。使用OLS模型研究居住隔离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居住隔离降低了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在解决了居住隔离变量的内生性、变量测度误差、模型选定误差、遗漏变量等问题后,居住隔离对农民工市民化的负向影响依然存在。相对于老一代和非家庭迁移农民工,居住隔离对新生代和家庭迁移农民工市民化影响更大。随着城镇规模增加,居住隔离对农民工市民化的负面影响逐渐增加,表现出显著的城镇规模效应。第三,从社会排斥、土地流转、工作-家庭冲突、区位劣势等途径验证了居住隔离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作用机制。在社会排斥方面,居住隔离带来的成本优势加剧了涌入过量农村劳动力,激烈的就业竞争触发城镇排斥机制,降低了农民工市民化程度。居住隔离进一步强化了城镇社会对农村劳动力的固有偏见,政策进入门槛实现对城镇本地居民社会福利的合法保护,将农民工群体排斥在外。对于不同等级城镇就业的农民工群体来说,城镇规模越大,社会排斥机制在居住隔离与市民化之间所起中介作用就越低,社会包容性有助于提升农民工市民化。具体途径来看,居住隔离降低了与城镇本地居民社会交往的频繁程度,抑制了农村身份到城镇身份的身份转变,加剧了子女城镇受教育权利剥夺状况,进而抑制了农民工市民化。在土地流转方面,居住隔离一方面降低了居住成本,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过度转移;另一方面,居住隔离降低了城镇定居可能性,不利于家庭整体迁移,居住隔离的收入损失增加了农村人口对农业生产的依赖性,更强化了农村土地对于农村居家养老的保障性,抑制了家庭土地流转行为发生,进而抑制了农民工市民化。从其他影响途径来看,居住隔离通过扩大工作-家庭冲突和增加居住地区位劣势,不利于农民工城镇生活适应和定居,进而不利于农民工市民化。创新和特色之处在于:第一,研究对象创新。国外研究多关注于种族居住隔离,本研究则侧重于农民工群体与城镇本地居民的居住隔离问题。第二,视角创新。已有研究在探讨农民工市民化差异产生的原因时,多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等角度切入,而较少关注农民工居住环境对其市民化的影响。从居住隔离角度进行切入研究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弥补了相关研究不足。第三,计量方法创新。首次利用居住分异指数测度了农民工居住隔离程度,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指标体系衡量了农民工市民化,在此基础上选择采用工具变量方法解决居住隔离变量的内生性问题。第四,机制创新。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继续从社会排斥、土地流转、工作-家庭冲突、区位劣势等途径探讨了居住隔离对农民工市民化之间的影响机制,丰富了市民化影响机制研究,对解决“半市民化”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