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政策对于企业的竞争环境有着重要的影响(Hillman&Hitt,1999)。根据资源依赖理论,政府是商业活动不确定性的关键因素之一。企业政治行为领域的学术研究对于CPA的原因与相应结果方面有过很多深刻的分析(参考Hillman,Keim,&Schuler,2004的文献综述)。但是目前的研究一般是将企业内部因素变量和外在制度因素分开探究。本文试图将公司层面因素和国家政治与政府结构对企业政治行为(CPA)的影响加以整合,并最终考察其对公司价值创造的影响。具体来说,本文认为企业游说的可能性是政治能力与政治结构的函数。本文同时考察了企业非市场位置与市场支持环境对行贿和游说的影响。最后,本文测试在不同公司和国家层面环境中企业政治行为(CPA)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本研究对现有企业政治行为文献在理论和实证上均有贡献。首先,本研究针对之前文献里被忽略的几个重要因素的联合影响进行分析,从未为企业政治行为的研究提供独特视角。政治行为的策略与其社会背景不是孤立的。Hillman and Hitt(1999)认为企业可以独立地形成其政治战略或联合其他企业共同制定。基于企业层面的观点,学者认为当企业拥有财务能力(Meznar& Nigh,1995;Schuler,Rehbein,& Cramer,2002),经验能力(Hillman,2003)和无形资源(Hillman& Hitt,1999)时,其更有可能参与企业政治行为。但是,鲜有学者关注过共同性政治能力。企业政治行为(CPA)一般都以共同体的形式发生,如PAC(政治行为委员会)或贸易协会。因此,在文1中,本文认为共同性政治能力会推动企业政治行为。特别地,游说战略相比于其他企业政治行为更为昂贵而复杂,其所关注的政策制定者通常要求与受惠方保持较密切的合作关系。因此,共同性政治能力对于理解游说一类的积极行为有新的启发。此分析框架与公司会独立或者共同完成政治活动(Hansen,Mitchell,& Drope,2005)的发现有着一致的表述。　　第二个贡献是权变的视角。一些学者曾研究过企业政治行为的多种决定因素和后果。一个未被研究但有趣的问题是,外界环境如何调节这些主要决定因素的影响。尽管关于企业经营地的外生制度是企业政治行为的选择和价值创造的重要影响因素,大多数该领域的现有研究对于情境并不敏感(Brush& Artz,1999).不同领域的研究学者已经强调过外部环境对研究的影响。具体来说,制度理论关注制度环境带来的压力和制约(Scott,2008),资源依赖学派的学者认为大多数组织会频繁遇到很多与自身不相合的外界要求(Pfeffer& Salancik,1978).但是在企业政治行为领域,企业实施政治行为的外界权变因素一直被理论界所忽视(Barnett,2006;Coen,1997)。为弥补研究空白,本文认为积极主动的环境战略(Aragon-Correa& Sharma,2003)会影响企业做出适当的政治行为,并且会帮助其保持政治资源的价值和不可复制性。　　最后一个理论贡献是对解释企业游说和贿赂的现有各个不同的企业政治行为(CPA)视角的整合和统一。学者们通常运用不同的理论来解释企业政治行为(CPA)。然而,如Hiliman et al.(2004)所提到的,对能够渗透整个系列的企业政治行为(CPA)过程的理论的整合仍然十分稀少。在本研究中,验证和扩展了Bonardi et al(2005)对政治市场的分类。框架(论文1)考虑了国家层面以及跨省市层面的各个管理竞争机构。以往研究大多集中研究国家层面的政治市场,而忽略了本地政府的重要性。而恰恰正是本地政府来决定能够从很大程度上影响企业竞争环境的本地政策。　　本研究对实证和方法部分也有重要的贡献。　　首先,本研究的第一个贡献在于本研究是跨国家和跨制度环境的。本研究的数据涵盖了大量的国家(WBES:世界商业环境问卷,BEEPS:商业环境和企业绩效问卷),使得能够比较不同国家的制度环境因素,例如作调节变量。以往这个领域的大部分研究都限制在单个或仅有的几个国家中(如:Baysinger,Keim,&Zeithaml,1985;Getz,1993)。North(2009)认为,商业是嵌套在制度环境中的,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的对比研究十分重要,但这却被以往的研究所忽略。　　第二个实证贡献是运用了多层模型。根据这个领域中的学者的观点(SeeHillman,Keim,&Schuler,2004 for review),一个企业政治行为(CPA)的决策极其后果不仅决定于企业层面的变量,同时还决定于行业和国家层面的环境。因此,所有有关于企业政治行为的过程属于多层次的现象。然而,研究往往会混合或者混淆这些不同层级的分析。通常地,以往研究的结果都是从非多层次分析,例如逻辑回归(logistic regression)中得到的。这种疏忽可能会导致对于企业政治行为的理解以及实证结果的信度和效度的严重后果。从现象来说,分别评估特定的国家和企业对企业政治行为(CPA)决策的影响是十分关键的。因为在单层次模型中,企业层面的决定因素是很难和国家层面的原因严格区别开来的。例如,企业层面上企业对政府的依赖(Hansen& Mitchell,2000)一直被认为是企业政治行为的重要动因。　　第三个实证贡献是关于企业政治行为(CPA)的测量。正如Hillman and Hitt(1999)提出的,以往的文献说明了变量的大概层级,但极少有研究对具体地政治战略的应用的。企业政治行为(CPA)一般都通过间接的相似值来测量,例如党员(Li,Meng,Wang,&Zhou,2008)和正式政府官员(Hillman,2005)。但极少有研究直接精确地用相关的数据来描述直接的企业政治行为(CPA)(如:游说和贿赂)。这种对企业层面的测量的缺乏可能是由获取数据的难度所导致的。要同时获取企业非市场战略的结构及其企业绩效对某种政策的影响的数据十分困难(Bonardi,Holbum,&Bergh,2006)。另一个原因可能和企业正式行为(CPA)的合法性有关。企业政治行为(CPA)的记录属于十分敏感和保密的范畴,它的过程一般被视为“黑匣子”。　　本文将以如下结构展开讨论。首先文l和文2将探究企业游说与行贿的决定因素。具体来说,文1关注政治分权、政治能力和他们的交互影响。文2主要研究非市场位置与市场支持制度的交互作用。文3考察企业政治行为在不同情境下的后果。表一给出了以上三篇文章各自的理论框架和它们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是世界银行在2002-2006年间进行的企业调查问卷(此后称WBES)。在本研究中所采用的WBES数据是在2002至2006年间通过与企业经理人和所有者面对面的访谈完成的。本研究样本中的大部分企业都主要在制造和服务业。样本中大多数企业都是拥有少于100个员工以及年销售额小于1千万美元的中小企业。在论文3中,还用了东欧和中亚商业环境和企业绩效调查问卷的面板数据(此后称BEEPS),来更细致地考虑和处理企业政治行为和企业绩效之间的时间差。在论文1和论文2中,因变量都是企业游说和贿赂,而在论文3中,因变量是企业增长率(例如:销售增长率)。　　论文1:　　题目:企业政治能力和政治市场结构在企业游说行为中的作用　　摘要:本研究研究了企业政治能力和国家政治市场结构如何影响企业的游说行为。采用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大样本的企业层面的数据,发现:企业的政治能力和企业进行游说行为的倾向是正相关的;而由国家政治市场的横向和纵向结构所产生的政治限制则和该国企业进行游说的可能性是负相关的。另外,企业进行游说行为的政治能力是依赖于环境的。因为一个国家中严格的政治限制会削弱企业政治能力和该企业进行游说的正向关系。　　论文2:　　题目:企业政治行为,非市场地位和制度环境　　摘要:本研究检验了企业的非市场地位(被定义为企业在处理政治风险的过程中和其它在相同制度环境中的竞争者或同行相比所处的地位)如何影响企业对政治战略的运用;以及企业非市场地位和企业政治战略的关系如何被不同的制度环境所调节。采用来自37个国家超过4年时间的16,000余家企业的随机样本数据,验证了:相比起在同一个国家中的同行或竞争者,处于不利地位的企业(保护自己不受国家的吞蚀和私有化征用)更倾向于贿赂政府官员或进行其他的贿赂行为。　　论文3:　　题目:企业政治行为是否以及什么时候会有利于企业成长?　　摘要:企业政治行为(CPA)是全球企业重要的非市场战略。但是,企业政治行为(CPA)是否有利于企业成长,以及什么时候企业政治行为(CPA)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直到今天仍然不清楚。在本研究中,采用全面能够反映新兴市场和转型经济中的企业游说和贿赂行为的的企业层面数据,发现:企业政治行为(CPA)和企业的增长(用企业规模来衡量)正相关。同时,对于大企业以及在政治状况稳定的国家中的企业而言,企业政治行为(CPA)的影响更明显。本研究对研究企业政治行为(CPA)的文献有重要贡献,验证了企业政治行为在企业增长中的重要权变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