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记忆蕴涵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决定着乡村的命运。然而,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持续推进,我国乡村人口外迁、乡村景观衰落和乡土文化缺失问题日益凸显,乡村呈现不同程度的空心化特征,甚至演变为表面化、静态化的旅游舞台。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如何在实现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传承乡村孕育的物质与非物质文明,保留住人们眷恋的乡土文化和乡村记忆,是亟待破解的难题。乡村记忆是记忆主客体在某一时间空间进行地理作用形成的人地关系。本文按照乡村记忆“要素构成-建构机制-景观萃取-传承策略”的研究思路,在系统回顾了集体记忆与乡村记忆的相关理论后,综合运用扎根理论、文本分析、深度访谈以及软件分析的研究方法,确定了“网络文本+深度访谈”的数据对象并分析了其合理性,并以临沂市蒙阴县旧寨乡的大上峪村、北楼村为访谈案例地,建构了沂蒙山区乡村记忆的社会建构的理论模型和框架体系,探讨了记忆主体和记忆载体之间交互作用的问题,梳理乡村记忆的要素构成,分析流动性语境下乡村记忆的流变,探知乡村记忆的建构机制,并探讨山区地理要素在乡村记忆构建中的作用,萃取稳定基因景观。主要结论如下:（1）本文建构了沂蒙山区乡村记忆的要素模型及内容体系,萃取了相关的物质景观基因与非物质景观基因,归纳出“自然景观”“建筑风貌”“生活与劳作”“故事与文化”“地方传统”“战争岁月”“情感涉及”7个主范畴,认为“沂蒙山区乡村记忆的社会建构”可统筹其余范畴,围绕这一核心范畴的故事线是记忆主体与记忆载体等沂蒙山区乡村记忆的建构要素在时间过程中的互动影响和内外力作用下记忆的重构机制。根据编码分析得到的沂蒙山区地方性要素展开叙述,阐述了乡村记忆的自然景观、物质构成要素（聚落空间形态、村落内部风貌）和非物质构成要素（传统技艺、节日习俗）,并探讨了山区地理要素在乡村记忆构建中的作用。结合前文质性分析结果,在景观基因萃取原则的基础上,遵循景观基因的物质要素提取和非物质要素提取方法,对沂蒙山区的物质要素景观（生土建筑景观基因、建筑雕刻景观基因）和非物质要素景观（乡土文化景观基因、民风民俗景观基因）进行基因萃取。（2）沂蒙山区乡村记忆的建构具有流动性特征。研究认为,沂蒙山区乡村记忆的形成,既是历史、文化、政治等外部力量建构的产物,也是记忆主体“主动”建构的结果。沂蒙山区乡村景观置换、人口转变、生活方式和产业结构改变带来了主体感知和客体要素类型、数量、属性、功能、范围和强度的变化。资本注入的发掘与宣传,特别是乡村旅游兴起推动了生活场景与民俗节庆的发展,唤起沂蒙人的乡村记忆和认同。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数字地理的变化,重新界定了沂蒙山区内外的时空关系,开始从地方性空间转向为流动性空间,不仅使山区内外空间联系加强,而且使沂蒙山区镶嵌在地方与区域、过去与现代的一系列流动性建构中。村民和外来人员在沂蒙山区的空间流动造就了多元的文化景观。记忆深深镌刻在饮食、风俗、语言等景观基因上,使得原本相对稳定与封闭的山区地理边界随着文化的交流和摄入中逐渐模糊,官方推动及资本介入催化了乡村记忆产生了流变和重构。最终,乡村记忆在主体内力和官方推动、资本注入等外力的共同作用下得以重构和活化。（3）沂蒙山区乡村记忆建构了“家国一体”的想象空间。沂蒙精神作为一种精神符号,建构了牢不可破的情感堡垒。官方对过去的文化资源和红色精神的建构并非简单的历史还原,而是将村民过去的记忆片段与现实生活的搭建联系,制造出“家”“国”一体的依存关系,建构着家国命运共同体的乡村记忆。（4）单一元素的保护无法长期维持村民的乡村记忆和文化认同,通过这种乡村记忆来营造空间、延续乡村历史文脉,并依靠自然资源或历史遗产来提供满足感也是远远不够的。本文从主体实践、空间与记忆再生产、媒介创新三个方面提出相应的传承策略,认为如何促进主体与个人记忆和国家命运产生密切联系,满足沂蒙人情感需求和地方认同,应是未来一段时间的研究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