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资本市场并购交易火热,为了更好地实现并购协同效应,促进资源整合,业绩承诺在并购中被广泛运用,其本来目的是为了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在业绩承诺运用初期,其的确发挥了产生协同效应,提升并购绩效的积极作用。然而,近几年资本市场频发“高业绩承诺、高估值、高溢价”的三高现象以及商誉暴雷现象,直指业绩承诺对高估值高溢价高商誉的推动作用。2018年,证监会发布的《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对资本市场中存在上市公司以处于业绩承诺补偿期为由,不进行商誉减值测试等问题进行专门提示。也有学者研究发现,业绩承诺会推高资产估值,产生高并购溢价,引发股价崩盘风险。业绩承诺是否丧失了其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功能,成为并购交易中标的企业获取高对价的手段?标的方做出的业绩承诺是否不合理,存在业绩不达标的风险,助推了资本市场大规模的商誉暴雷现象?本文从业绩承诺对商誉减值的影响角度出发,审视业绩承诺协议在并购重组中发挥的作用,并且聚焦并购交易中有举足轻重地位的独立财务顾问,检验中介机构是否发挥风险过滤功能。本文在对业绩承诺和商誉减值领域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总结的基础上,结合信息不对称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过度自信理论提出本文的假设。以2008-2017年间,我国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发生的并购重组事件为研究对象,探讨并购时签订业绩承诺协议与商誉减值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并购交易中签订业绩承诺协议会增加商誉减值的风险;即在签订业绩承诺协议的并购事件中,上市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比例更高;（2）与未聘请独立财务顾问的并购事件相比,当收购方聘请独立财务顾问时,业绩承诺对商誉减值的影响有所减弱,但并不十分明显,独立财务顾问的风险过滤能力不强;（3）高声誉的独立财务顾问具有较强的风险过滤功能,在收购方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为高声誉的样本中,业绩承诺对商誉减值的助推作用受到抑制;（4）进一步区分业绩承诺条款设置发现,双向补偿承诺相比于单向承诺,并没有显著降低商誉减值风险;签订业绩承诺协议的样本中,业绩承诺期内以及期满后当年和下一年,商誉减值情况有所不同,证实上市公司的确存在推迟计提商誉减值,在业绩承诺期结束后集中出清的行为,以减少陆续计提减值对后续各期业绩的持续性负面影响,但却严重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本文的研究试图为并购活动中的“三高”现象和商誉暴雷现象,以及业绩承诺制度的优化提供一定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