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培养视域下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生课程体系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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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高等教育学硕士生教育秉持着培养理论人才的初衷,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事业提供了丰富的人才储备。然而,表面繁荣的背后也蕴藏着质量危机,且往往以严峻的就业形势为表征,深刻折射出偏重学术型的培养模式与社会多样需求的“不适应性”。为此,高等教育学硕士生教育亟需承担起培养学术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的双重使命,这本质上提出了分类培养的吁求。而课程体系作为人才培养的核心环节,是分类培养从理念转化为实践的主要载体,在提升两类人才核心素养中具有基础性、综合性和全局性的作用。因此,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以满足高等教育学硕士生分类培养的需要,业已成为亟待研究的重大问题。基于相关研究过于偏重经验总结和文本分析的不足,论文结合思辨研究与实证研究,综合运用文献、调查、比较和个案等研究方法,从理论探讨、现状扫描、境外借鉴和系统变革四个方面展开全面探讨。首先,厘清高等教育学硕士生分类培养的依据、分类后两类人才的核心素养及其与课程体系构建的关系,是研究开展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通过分析课程体系构建遵循的价值取向与分类培养的内在关联,认为传统上高等教育学硕士生课程体系往往片面遵循“知识本位”,分类培养的提出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将“知识本位”与“社会本位”、“个体本位”相整合,促使人才培养更具适应性和灵活性。借鉴已有核心素养研究成果,认为分类培养后的学术型人才是通往高等教育学科博士生教育的学术后备人才,浓厚的学术志趣是其判断前提,扎实的学术基础是突出标志;而应用型人才是面向高校行政岗位培养的研究型实践者,是否树立崇高的职业精神是其判断前提,而实践能力则是突出标志。随后,依据系统论观点和泰勒原理,将课程体系按照目标、结构、实施和评价要素进行具体分解,并将各要素与两类人才的目标达成建立有效联结。然而,通过对80份培养方案、570份学生问卷和60位利益相关者访谈资料的分析,发现当下高等教育学硕士生课程体系现状远不能满足分类培养的需要,主要表现为:课程目标仍有偏重“学术型”的倾向,但由于文本规定中“学术志趣”素养缺失、课程目标模糊等因素,即使是这一倾向在实践中也面临着“空置”危机;课程结构折射出狭隘的“学科化”特征,课程设置主要以专业课为基本遵循,进而挤压了诸如跨学科课程、研究方法课程以及实践类课程的开设空间;课程实施具有鲜明的“本科化”色彩,课程内容挑战度和前沿性未充分彰显,教学方法仍然偏重“讲授法”,未能体现出区分于本科阶段的层级性;课程评价与预期目标存在严重的“偏差性”问题,主要表现为课程体系仅有助于夯实学生的基础理论和知识,但对两类人才学术志趣、职业精神和实践能力等关键素养的提升不显著,从而导致大量学生流失至其他行业,这与预期目标显然存在巨大偏差。而之所以课程体系各要素中呈现出诸多问题并长期陷入低质量徘徊的状态,究其根源是受到“重学术轻应用”观念依赖、培养资源短缺、师资结构不良以及学位授予标准失位等多重因素的制约。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展高等教育学硕士生培养的国家,百余年来为高校输送了大批研究人才和实务人才,为美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其“无声胜利”的取得从根本上有赖于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的有效支撑,可为我国所镜鉴。基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高等教育学硕士生课程体系这一典型案例的分析,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美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生课程体系的基本经验在于:遵循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的要求分类制定培养目标;充分挖掘培养资源以促进课程结构的完善化;优化师资结构以满足课程实施的特色化;设置规范的学位授予标准以保障课程体系实效。基于现实问题与美国经验,为满足分类培养的需要,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生课程体系亟待一场系统变革,也即在研究性、适应性和个性化的指导原则下,围绕四大要素予以整体设计:目标上,遵循人才核心素养框架,培养学术后备人才和研究型实践者;结构上,聚焦高等教育学科核心知识,促进课程结构完备化和系统化;实施上,课程内容分别突出前沿性和应用性,教学方法各自侧重研讨法和实践法;评价上,将毕业论文作为顶石课程来建设,加强对利益相关者反馈意见的吸纳。为促使上述设计思路的有效落地,则需通过设立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集约化合理配置培养资源、建设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以及科学制定学位授予标准等举措,共同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生课程体系构建这一系统工程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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