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拜集》出自11世纪的波斯天才诗人、哲学家欧玛尔海亚姆之手，但其作品在诗人生前和身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默默无闻。直到1859年，才被英国诗人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翻译为英文，从而成为世界八十五种语言的翻译“摹本”。在1922年，郭沫若是第一位将《鲁拜集》全面正式译介到中国的译者。本论文意欲探求两个问题：菲茨杰拉德和郭沫若翻译的《鲁拜集》在各自文化中有何不同际遇？为什么在东西文化中会出现这种不同的机遇？作者借助安德烈勒菲弗尔的诗学理论——主流诗学和译者的个人诗学——来分析两个译本的不同际遇。作为翻译文化学派的流行理论，诗学有助于阐释影响诗歌翻译的社会、文学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问题。在勒菲弗尔的诗学理论框架下，本论文发现菲茨杰拉德所译者《鲁拜集》受维多利亚诗学——浪漫主义和东方主义——的极大影响，菲氏在“为艺术而艺术”的名义下描述了“悲观主义”和“怀疑主义”，从而迎合了当时的主流诗学；同时译者个人诗学——宁为活麻雀不为死老鹰——也为其译作成为文学经典助了一臂之力。反观郭沫若的译本，尽管其所译《鲁拜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迎合了当时的浪漫主义和提倡白话文的主流诗学，同时译者的个人诗学——浪漫主义和“以诗译诗”——都提升了其译本的接受度，但由于其译本有太多的误译、晦译，而且更是由于他的《鲁拜集》翻译事业并没能伴随其一生，对欧玛尔的热情也没能持续很久，因此他的译本名声和菲氏的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将《鲁拜集》译本置于东西文化环境中，可以更好探究诸如诗歌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翻译与创作的关系、两种文化的交流等。同时，本研究对以后有关从诗学视角研讨不同作品的际遇研究也有一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