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史学和政治关系密切。史学孕育于时代之中,重大的社会变动会对史书编纂产生影响。而透过史书也可加深我们对于这一时期的了解。唐王朝史学成就斐然,同时在政治上也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变革和调整。这为探究此一时期史学和政治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先决条件。本文以《周书》为中心,从禅让、分封、民族三个角度切入,探究《周书》和初唐政治间的关系。北周、隋、唐三朝,其新王朝皇帝权力的起源皆是通过“禅让”的方式获得。这种一脉相承的权力更迭方式,也会在唐初所修撰的几部史书中加以体现。具体表现在《周书》中是通过创业之主传和乱世群雄传的双重配置,完成了在史书建构下的北周权力的合法过渡,也为承接其后的隋、唐的权利更迭和正统性确立奠定了基础。此外通过《周书·静帝》《隋书·高祖》《隋书·恭帝》三卷对比可知,《周书》仅为唐修五史禅让体系下的权力起源部分。而《隋书》则为这套书写体系下的终章,标志着“以史正名”书写下的最终完成。自三代行分封秦立郡县以来,历朝历代对于这两种政体的争论就从未停止。唐初曾就实行何种体制的问题展开过激烈讨论,形成了主张郡县制、分封制以及持折中主张的三派,最终以支持郡县一派人数占优而宣告结束。通过对《周书》梳理发现史书中蕴含“行封建”的主张。并通过与《隋书》《晋书》对读,也可看到五史中对分封的看法存在差异。这表明在唐初时史官个人的观点和态度在修史过程中仍起到重要作用。并借助史书表达出来,形成史学和政治间的交互影响。华夷之争,古来有之。中原王朝因其自身的文化优越性一直对周边民族轻视鄙夷。而唐太宗则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实行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但开明的背后也并未能完全跳出华夷思想的束缚,此一时期的史书书写亦是如此。有唐一朝,虽行史馆制度但思想开元,这也导致唐初官修的六部史书并非高度一致。史书在编纂过程中会同时受到唐王朝统一意志和编者个人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