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以及在转型时期下国内治理目标、治理任务与制度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改变下,一些政府官员的行为方式开始出现变化,在这种变化的深层次根源在于其行为逻辑开始从邀功向避责的转变。在这种行为逻辑的转变下官员的行为不再表现为积极进取而是开始趋向于保守,其结果就是在官员消极倾向下政府的治理目标得到偏离,阻碍了政府治理效能的实现。基于这种新的行为主义现象,本文开始探讨其产生的背后机理,文章在总结现有研究基础上,通过案例论证并构建“制度—环境—个体”的分析框架对避责行为的产生的进行探讨。研究表明,从制度方面看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制度因素为行政避责的产生提供推力。一种制度因素是直接造成行政避责行为产生的制度性机理,而另外一种制度性因素则为行政避责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庇护,从而促进了避责行为的产生。具体来看可以分为五大制度性因素:其中府际间的职责存在的模糊性为避责提供了空间场域;过程导向的治理模式下政府权力运用的紧缩与治理任务之间的矛盾增加了官员的治理任务的难度,提升了官员的避责动机;而职责同构下纵向政府间控制权的非对称性则为官员的避责提供了庇荫与可行性;此外行政任务的政治化与问责的异化提升了官员被问责的几率,这导致了官员的消极心态,成为另外两种避责产生的制度机理。除制度因素外外部环境也影响着行政避责行为的产生,这方面主要是风险社会中风险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带来的治理风险的挑战。此外互联网带来的监督方式的变革使得官员行为更加透明,同样也刺激着官员行政避责行为的产生。而个体方面,官员个体风险偏好不同与个人能力高低则成为同等制度环境下决定官员避责行为产生与否的微观因素。本文通过从“风险认知度—权责清晰度”两个方面的事前事后进行了分析,总结出了激进式避责、责任转嫁式避责、“以静制动”式避责、柔和式避责等四种行政避责方式。并认为行政避责行为的产生会降低政府公信力,导致信任危机、放任治理困境,加剧基层矛盾、形成目标替代,弱化政策效果、削弱内部管控,影响治理效能等,会直接影响着政府的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提升,阻碍了国家治理目标的实现。因此必须从府际间的职能定位、权责配置、以及激励监督机制、纠错容错机制以及个体价值认知与能力提升等多个方面加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