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进入数字时代,数据成为重要的资产和资源要素,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正推动经济迅猛发展,数字服务贸易也因此成为了国际竞争的重要角力点。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数字服务贸易的领跑者,但与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我国数字服务贸易的世界地位与货物贸易和传统服务贸易地位也不相称——中国货物贸易规模已经连续多年排名世界第一,服务贸易也已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二位,但2020年数字服务贸易规模排名仅为世界第六。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一直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2009年起,中国就成为了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20年下半年开始,东盟成为了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东盟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增长迅速,但直至2019年,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占中国和东盟对外数字服务贸易的份额比重仍然较低,远低于双边货物贸易在中国和东盟对外货物贸易中的比重,可见中国和东盟各自在数字服务贸易领域的贸易伙伴依然以发达国家为主。此外,2019年中国-东盟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占服务贸易的比重较低,低于各自对外数字服务贸易占服务贸易的比重。由此看来,中国-东盟数字服务贸易发展至今仍然存在规模偏小、在贸易结构中的占比偏低等问题。但是发展不充分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可能的影响因素仍然有待研究。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东盟对外数字服务贸易面板数据以及2014-2019年中国-东盟双边数字服务贸易面板数据,对比研究了中国、东盟以及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增长率、贸易集中度、贸易依赖度、服务贸易数字化率（数字服务贸易占服务贸易的比重）、贸易竞争优势、产业内贸易水平等方面的异同,同时分析了上述观测指标中的进出口结构、数字产业结构和东盟国别结构差异。此外,本文采用引力模型对中国-东盟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并测算了贸易潜力。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发现:2014-2019年中国-东盟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快速增长,超过同期双边服务贸易增速,但在产业结构和东盟国别结构上存在异质性。中国-东盟服务贸易数字化率低于中国和东盟各自对外服务贸易数字化率,但中国-新加坡服务贸易数字化率相对较高。中国-东盟数字服务贸易存在产业和东盟国别上的集中效应,其中产业上集中于其他商业服务以及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东盟国别上主要集中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菲律宾五国中,以新加坡的集中度最高。2014-2019年,中国对东盟数字服务贸易始终保持竞争优势,但优势有所收窄。分产业结构来看,中国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对东盟保持较大的竞争优势;分国家来看,中国对新加坡、菲律宾数字服务贸易表现为竞争劣势,对其他东盟国家表现为竞争优势。中国-东盟数字服务贸易存在产业内贸易,且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比重高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比重。在中国-东盟数字服务贸易的影响因素中,正向影响因素包括GDP、物流水平、互联网水平、研发支出水平、教育投入水平、服务贸易数字化率等;负向影响因素包括贸易壁垒、文化距离、制度距离等。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重视中国-东盟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空间、适当增加数字服务贸易进口、充分利用数字服务贸易双向竞争优势、加大海外数字基础设施援建力度、缩短中国-东盟文化距离等方面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