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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由次贷引发的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美国实体经济急速下滑,2008年第四季度实际GDP年化增长率为-1.3％，2009年第一季度为-5.4％,第二季度为-6.4％，世界其他经济体在2008年第四季度实际GDP则下降6.4％.2009年第一季度增长速度为-7.3％。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失业率迅速超过10％，即使后来世界经济开始慢慢复苏，失业率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这次金融危机造成的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严重程度仅次于1930年代的大萧条。
为了应对危机，非常规货币政策被大量使用。它主要有四种形式:(1)中央银行通过增加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来向市场提供流动性;(2)为了降低家庭部门的借贷成本，大量购买政府债券类资产和私有资产;(3)量化宽松政策,大量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这使得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大幅增加;(4)管理市场预期，央行承诺在较长时间内都会将利率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上。
大量的财政政策和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使用，确实在遏制危机复苏经济上收到了成效，但也带米了高额成本。对金融机构的大额援助、财政刺激计划和由于经济萎缩带米税收收入的减少，使得各国财政状况严重恶化，像美国这样赤字超过GDP10％的情况，在发达国家已成常态。政府负债程度的增加导致欧洲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使得经济再次陷入恐慌。央行遏制金融危机的措施导致自身资产负债表的大幅膨胀，而由资产购买释放的流动性引发人们对于未来通货膨胀的担忧。央行在量化宽松政策中购买了大量长期资产，如果这些资产价格下跌，会导致央行资本的损失，威胁央行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的能力。
直到金融危机爆发前，对货币政策的理论和实证的研究成果让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都一度相信，我们对于货币政策已经足够了解了。各国央行对于货币政策已经达成充分共识，经合组织(OECD)成员都认为自己的货币政策相当成功，不仅将通货膨胀维持在较低水平，其波动性也大大降低，经济产出也较为平稳。经济危机的爆发彻底打碎了这一良好的自我感觉，对于以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各国央行也不再自信。
这引发了关于以前的货币理论政策是否仍然有效的讨论，Mishkin(2011)认为，金融危机中发生的情况并不能否定原有货币政策理论的有效性，但是它确实要求对现有的货币政策理论和模型进行修正。货币政策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远非线性模型所能模拟，并且在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货币政策对市场参与者的影响也应被央行纳入考虑范围。
理论界经过反思和讨论普遍认为，危机前几年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银行过度承担风险，主要体现为长时间的低利率政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低利率降低了银行的利润，加上信息不对称及道德风险问题，银行降低其借贷标准，提高资产组合中风险资产的比例，使自身的风险承担状况恶化。
虽然宽松的货币政策会鼓励银行增加风险，但在危机前，这个问题并未被认为会威胁金融安全。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大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将控制通胀作为自己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以此来引导经济发展:其次，大多数学者认为，金融创新活动可以增加金融系统的弹性，并且有效的分散金融风险。在这种背景下，货币政策对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影响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受益于我国资本项目的未完全开放以及对金融机构较为严格的监管，我国的金融机构并未像欧美国家那样受到严重冲击。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深化，与国外经济的联动也将越来越明显。对于此问题的研究能揭示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在我国是否存在，对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措施的制定都有借鉴意义。
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国内43家银行作为研究样本，包括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以及规模较大的城商行。使用风险资产比例、调整后Z值、贷款损失准备占贷款的比例、不良贷款率作为银行风险代理变量，以一年期存款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作为货币政策代理变量，以银行特征变量和GDP增长率作为控制变量，综合运用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证实当货币政策变宽松时，银行的风险承担增加，验证了货币政策风险传导渠道在我国确实存在，并且银行资本充足率状况、存贷比等银行特征变量对风险承担也有显著影响。
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并不一定说明货币政策目标需要作出调整，因为银监会可能通过监管抵消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本文通过实证检验确定我国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确实存在之后，进一步分析了其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影响，说明银行监管者的政策不能抵消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因此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需要将银行风险和金融稳定纳入考虑范围。
在危机爆发前，理论界都认为货币政策应将维持价格稳定作为唯一政策目标。但鉴于货币政策在此次危机爆发中起的作用和危机造成的损失的严重性，人们开始认为货币政策应同时考虑对金融稳定性的影响。价格稳定不能保证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宏观经济运行呈现的非线性，会使金融系统的微小波动迅速放大并对实体经济运行造成严重影响，而仅仅依靠银行监管部门不能抵消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在制定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时，应综合考虑其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不应各自为政。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章是文献综述，概括了自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学者对货币政策的反思，说明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传统理论，以及学者在反思金融危机过程中提出的货币政策风险传导机制。对于这一新的货币政策理论，国内外学者都进行了实证检验，从信贷合同数据和银行资产负债表提取风险信息，以实际利率或者实际利率与泰勒规则利率的差值作为货币政策变量，通过研究多国银行的实际情况，证实了这一机制的存在。第三章是对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因素及货币政策银行风险传导机制的理论分析，除了货币政策，银行的资本状况、经营特点等都会影响其风险承担。第四章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我国银行业的实际状况，选取不同的风险代理变量和货币政策代理变量，构造实证所用的检验模型;第五章分别运用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验证我国货币政策风险传导机制的存在;第六章分析说明仅仅依靠银行监管部门的行动不能抵消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在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时应综合考虑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政策;最后总结。
在国内相关文献基础上，本文扩大了相关的样本量和控制变量的个数。根据国外众多的研究结果，将可能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变量都纳入到分析的框架中，证实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说明货币政策会影响银行监管部门的政策有效性，使银监会不能完全抵消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
虽然在选择样本数据时，本文已经尽力扩大样本范围，但是由于国内银行的信息披露不完善，以及时间跨度受限的问题，本文只包括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和规模较大的城商行，将数量众多的小型城商行、农商行和信用社排除在样本范围外，因此本文的实证所得结果可能无法反应国内所有银行风险承担状况的全貌，有一定的限制性。
为了应对危机，非常规货币政策被大量使用。它主要有四种形式:(1)中央银行通过增加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来向市场提供流动性;(2)为了降低家庭部门的借贷成本，大量购买政府债券类资产和私有资产;(3)量化宽松政策,大量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这使得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大幅增加;(4)管理市场预期，央行承诺在较长时间内都会将利率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上。
大量的财政政策和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使用，确实在遏制危机复苏经济上收到了成效，但也带米了高额成本。对金融机构的大额援助、财政刺激计划和由于经济萎缩带米税收收入的减少，使得各国财政状况严重恶化，像美国这样赤字超过GDP10％的情况，在发达国家已成常态。政府负债程度的增加导致欧洲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使得经济再次陷入恐慌。央行遏制金融危机的措施导致自身资产负债表的大幅膨胀，而由资产购买释放的流动性引发人们对于未来通货膨胀的担忧。央行在量化宽松政策中购买了大量长期资产，如果这些资产价格下跌，会导致央行资本的损失，威胁央行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的能力。
直到金融危机爆发前，对货币政策的理论和实证的研究成果让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都一度相信，我们对于货币政策已经足够了解了。各国央行对于货币政策已经达成充分共识，经合组织(OECD)成员都认为自己的货币政策相当成功，不仅将通货膨胀维持在较低水平，其波动性也大大降低，经济产出也较为平稳。经济危机的爆发彻底打碎了这一良好的自我感觉，对于以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各国央行也不再自信。
这引发了关于以前的货币理论政策是否仍然有效的讨论，Mishkin(2011)认为，金融危机中发生的情况并不能否定原有货币政策理论的有效性，但是它确实要求对现有的货币政策理论和模型进行修正。货币政策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远非线性模型所能模拟，并且在制定货币政策的时候，货币政策对市场参与者的影响也应被央行纳入考虑范围。
理论界经过反思和讨论普遍认为，危机前几年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了银行过度承担风险，主要体现为长时间的低利率政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低利率降低了银行的利润，加上信息不对称及道德风险问题，银行降低其借贷标准，提高资产组合中风险资产的比例，使自身的风险承担状况恶化。
虽然宽松的货币政策会鼓励银行增加风险，但在危机前，这个问题并未被认为会威胁金融安全。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大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将控制通胀作为自己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以此来引导经济发展:其次，大多数学者认为，金融创新活动可以增加金融系统的弹性，并且有效的分散金融风险。在这种背景下，货币政策对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影响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受益于我国资本项目的未完全开放以及对金融机构较为严格的监管，我国的金融机构并未像欧美国家那样受到严重冲击。但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深化，与国外经济的联动也将越来越明显。对于此问题的研究能揭示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在我国是否存在，对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措施的制定都有借鉴意义。
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国内43家银行作为研究样本，包括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以及规模较大的城商行。使用风险资产比例、调整后Z值、贷款损失准备占贷款的比例、不良贷款率作为银行风险代理变量，以一年期存款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作为货币政策代理变量，以银行特征变量和GDP增长率作为控制变量，综合运用静态面板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证实当货币政策变宽松时，银行的风险承担增加，验证了货币政策风险传导渠道在我国确实存在，并且银行资本充足率状况、存贷比等银行特征变量对风险承担也有显著影响。
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并不一定说明货币政策目标需要作出调整，因为银监会可能通过监管抵消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本文通过实证检验确定我国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确实存在之后，进一步分析了其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影响，说明银行监管者的政策不能抵消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因此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需要将银行风险和金融稳定纳入考虑范围。
在危机爆发前，理论界都认为货币政策应将维持价格稳定作为唯一政策目标。但鉴于货币政策在此次危机爆发中起的作用和危机造成的损失的严重性，人们开始认为货币政策应同时考虑对金融稳定性的影响。价格稳定不能保证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宏观经济运行呈现的非线性，会使金融系统的微小波动迅速放大并对实体经济运行造成严重影响，而仅仅依靠银行监管部门不能抵消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在制定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时，应综合考虑其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不应各自为政。
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章是文献综述，概括了自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学者对货币政策的反思，说明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传统理论，以及学者在反思金融危机过程中提出的货币政策风险传导机制。对于这一新的货币政策理论，国内外学者都进行了实证检验，从信贷合同数据和银行资产负债表提取风险信息，以实际利率或者实际利率与泰勒规则利率的差值作为货币政策变量，通过研究多国银行的实际情况，证实了这一机制的存在。第三章是对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因素及货币政策银行风险传导机制的理论分析，除了货币政策，银行的资本状况、经营特点等都会影响其风险承担。第四章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我国银行业的实际状况，选取不同的风险代理变量和货币政策代理变量，构造实证所用的检验模型;第五章分别运用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验证我国货币政策风险传导机制的存在;第六章分析说明仅仅依靠银行监管部门的行动不能抵消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在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时应综合考虑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政策;最后总结。
在国内相关文献基础上，本文扩大了相关的样本量和控制变量的个数。根据国外众多的研究结果，将可能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变量都纳入到分析的框架中，证实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说明货币政策会影响银行监管部门的政策有效性，使银监会不能完全抵消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
虽然在选择样本数据时，本文已经尽力扩大样本范围，但是由于国内银行的信息披露不完善，以及时间跨度受限的问题，本文只包括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和规模较大的城商行，将数量众多的小型城商行、农商行和信用社排除在样本范围外，因此本文的实证所得结果可能无法反应国内所有银行风险承担状况的全貌，有一定的限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