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的诞生是对中国共产党人从1921年到1935年所走过的曲折道路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对教条主义的清算,是应时代所需而产生的。同时,它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经过中国进步人士的继承和改造,逐步为中国人所接受。而毛泽东同志则是其中一位卓越的代表,他吸取中国传统的知行观中的精华部分,站在马克思主义科学认识论的基础上,把它们糅合成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的《实践论》。《实践论》首先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实践观,从而奠定了《实践论》理论基础。中国古代孔子的“知行”分离、“学”在“行”中说;孟子的“知先行后、知行分离”论;荀子的“行高于知,知明而行”的知行统一观;韩非子的“言必责其用,行必求其功”学说等等先秦诸子对《实践论》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汉代董仲舒、王充等人的思想也为它的形成提供理论支持;然后,《实践论》对家佛禅宗知行说领悟之后,又借鉴了宋明理学的知行说,糅合了近代哲学史上知行理论。这些传统文化中的知行观都成了《实践论》吸取营养的重要理论源泉。由中西合璧产生的《实践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新发展,也是一种的新方法论。所以,当用它来反观历史上传统哲学、考察其得与失时,就有了《实践论》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超越:以“实践”透视“行”的涵义局限;知识来源的认识分歧历史;认识真理性标准的古今演变;从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看“格物致知”。在回顾历史,展望未来的过程中展现了《实践论》的意义: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先河;对西方理性主义的超越;为邓小平在新时代的“猫论”和“摸论”的形成作了理论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