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同是民族的一种重要心理资源,考验着不同民族和国家文化存在和传承的根基。“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习近平,2014,2021）。文化认同对群际交往的影响一直争论不休。一部分研究发现,民族文化认同对群际交往具有积极的影响,有利于民族多样化和促进积极的族际间关系;而另一些研究表明,民族文化认同可能阻碍族际间关系。已有的研究大多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缺乏对我国文化背景之下的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交往态度和行为意向的系统研究。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民族文化认同对民族交往态度和行为的影响。本研究从社会认同的视角探讨民族文化认同影响民族交往的影响因素及其效价,探索不同群体可能存在的影响因素差异。分别用抽象的表达形式（强调其原因）和具体的表达形式（强调如何实现这些目标）来阐述多元一体文化主义,探索抽象和具体多元一体文化主义形式对民族交往态度和交往行为意向的不同影响。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探索民族文化认同潜在的心理效能。研究1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了解我国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民族文化认同、双文化认同整合与民族交往态度和行为的现状,总结和揭示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交往态度的关系。研究2考察个人基本价值观、人格在民族文化认同与民族交往态度之间的中介作用,并考察民族文化认同在民族接触与民族交往态度中的中介作用。研究3通过质性研究和调查研究探索民族文化认同与群际冲突的关系,提出保护价值观作为典型的文化认同形式,是导致族际冲突的重要影响因素和解决族际冲突问题的关键途径。研究4提出民族文化不同的解释框架对民族交往态度和行为意向具有不同的影响效应,通过实验法探索抽象和具体的多元一体主义文化解释框架对民族交往态度和行为影响的差异效应。研究5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考察民族文化认同与新冠肺炎疫情焦虑的关系,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和本民族文化认同、双文化认同整合对新冠疫情焦虑的预测效应,以及个人基本价值观在民族文化认同与新冠疫情焦虑关系中的中介作用。通过5个研究包含了11项小研究,通过多方法多维度的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在访谈法和调查法研究的基础上,自编的民族交往行为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民族交往行为是由民族日常交往、民族文化探索、民族习俗卷入、民族交往意识维度组成。调查研究发现,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交往态度之间显著正相关,民族文化认同水平较高的人,民族交往态度越积极。民族文化认同、人格特质和价值观是影响民族群体间交往态度的重要预测因素。民族文化认同作为一个民族群体成员的安全感来源,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一个人对自己的民族意识和感情与对其他群体的认识和理解相关。当人们探索和认同自己的民族文化时,他们会对自己和其他群体以及群体之间的关系有更清晰的认识,这种认识会使他们对其他群体持更积极的态度。民族文化认同的特征是对群体的安全承诺,可导致更积极地看待其他群体。民族文化认同是族群间交往态度与行为意向的重要预测因素。在多数群体还是少数民族成员中,民族文化认同与对其他族群的交往态度和行为意向显著相关。在汉族和少数人群中,民族文化认同与民族交往态度呈正相关。然而,与少数民族群体相比,汉族的民族文化认同与民族交往态度的关系是存在不同的中介因素。在汉族群体中,自我超越与自我增强的个人基本价值观和宜人性的人格特质在这一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少数民族群体中,保守价值观、外倾性人格特质在两者中起中介作用。人格和个人基本价值观两种重要的心理特征在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交往态度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民族交往态度与外向性和保护价值观呈正相关。不同的中介过程表明未来对群体间接触态度的动机力（价值观）的研究应考虑生态和文化多样性因素。少数民族地区汉族和少数民族均具有本民族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双高的特点,本民族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显著正相关。对双文化认同整合BII和谐/冲突、BII混合/分离、中华民族认同、本民族认同与民族交往态度和行为意向显著正相关。双文化认同整合显著预测外群体交往态度和行为意向,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显著预测民族交往行为意向,本民族认同显著预测民族交往态度。结果支持重新范畴化的双重身份模型。民族文化认同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接触与民族交往态度的关系中的中介效应不同,汉族的民族接触促进族际交往态度的直接作用显著;少数民族的直接作用不显著。族际接触能够促进积极的交往态度,但是在少数民族成员来说,接触对群际交往态度的直接影响不显著,但是通过中介因素产生积极效应。在汉、少群体中,接触促进交往态度中的中介因素和效应大小不同,汉族通过增加族际积极交往行为、民族建构论水平和降低社会距离、本民族内群文化认同促进族际交往态度。而少数民族通过增加族际积极交往行为和民族建构论水平促进族际交往态度,与外群体的接触对少数民族的内群体文化认同没有显著预测效应。汉族、少数民族在族际接触与积极交往行为关系的中介作用存在差异。随着族际接触和交往日益频繁和深入,少数民族尚保持着较高的内群文化认同。总体而言,对其他民族群体的交往态度通常是积极的,而民族交往行为受生活环境、交往机会等因素影响,生活在民族杂居地和聚居地族际交往行为更频繁,汉族聚居地的族际交往行为较少。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民族文化认同预测更低的新冠疫情焦虑。中华民族认同、本民族认同、开放价值观预测更低的新冠肺炎疫情焦虑,自我增强价值观预测更高的新冠肺炎疫情焦虑。自我增强、开放价值观分别在中华民族认同、本民族认同与新冠疫情焦虑的关系中存在多重中介效应。结果从集体认同视角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心理危机干预提供理论基础。双文化认同和谐、双文化认同混合、民族文化认同与新冠肺炎疫情焦虑显著负相关。中介模型分析显示,权力价值观与新冠肺炎疫情焦虑显著正相关。权力价值观在双文化认同和谐、中华民族认同与新冠肺炎疫情焦虑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并对这一关系产生抑制作用。双文化认同和谐与民族文化认同对少数民族的新冠肺炎疫情焦虑具有保护作用。强调个人主义的个人权力价值观可能会增加与新冠肺炎疫情焦虑,而集体主义身份会减少焦虑。这些发现可以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减少焦虑的心理干预提供另一种视角。行为实验发现,抽象和具体两种不同的多元一体文化主义的解释框架对民族间亲密交往态度的影响效应差异显著。接受多元一体文化抽象解释启动组对与汉族的亲密交往态度显著高于接受多元一体文化具体组,亲密交往意愿明显更积极,接受多元一体文化抽象解释启动的被试对与汉族的随意性交往态度与接受多元一体文化具体解释组,不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果为厘清文化解释框架和民族交往的关系。在新冠疫情背景下,抽象和具体两种不同的多元一体文化主义的解释框架对民族战胜疫情的信心的影响效应差异显著。接受多元一体文化具体解释启动组对的民族战胜新冠疫情的信心显著高于接受多元一体文化抽象组。质性研究和调查研究发现,保护性价值观作为民族文化认同的典型形式,对探索和解决族际冲突具有重要的意义。难以协调的族际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持有保护性价值观对族群身份忠诚的群体所推动的,他们往往坚持神圣的、超然的群体价值观,从而产生与理性预期的风险和回报无关的行动。保护性价值观影响族际冲突的发生和解决冲突策略,为促进族际关系和谐发展的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本研究将质性、量化研究与实验研究相结合,多角度多维度探讨了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交往态度和行为的关系及其中介因素。为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