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现阶段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性等各种问题开始凸显。在国家经济增速放缓，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大，地方政府债务居高不下等背景下，上市公司的生存发展也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市场环境，很多企业铤而走险，资本市场上的违规行为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同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逐渐提高，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职场，很多女性甚至成长为公司的核心管理人员。在公司的战略决策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女性严谨保守、低风险偏好等特征，使得女性在决策时更加的遵守规则，不容易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因此，研究女性高管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研究了2012年到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与女性高管之间的关系。根据女性的性别特征及行为方式，本文初步推断女性高管可以降低公司的违规行为，女性高管比例与公司违规呈负相关的关系。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发现女性高管与公司违规之间确实是负相关关系，女性高管可以降低公司的违规行为，这验证了本文的初步推断。
　　更进一步地，根据公司违规的不同类型，本文把公司违规行为分为三大类，分别是信息披露违规、经营性违规以及领导层违规，并且进一步检验了女性高管对公司违规的抑制作用主要是体现在哪种违规类型上。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发现女性高管对公司违规行为的降低作用主要体现在信息披露违规方面，女性高管对公司经营性违规以及管理层违规并没有明显的降低作用。
　　之后，本文又深入研究了女性高管的哪些特征是影响公司违规行为的主要因素。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女性高管的平均年龄和平均受教育程度是影响违规的主要因素。这说明随着年龄的增大，女性的保守、低风险偏好等特征体现的更加淋漓尽致。而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女性高管对市场法规以及监管政策的理解更加深刻，更不容易发生违规行为。
　　最后，女性高管在择业时会更加偏好风险低、不容易发生违规行为的公司。这一潜在的因素可能造成本文研究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以没有女性高管的样本为基础，配对有女性高管的样本检验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紧接着又选用各个省份上市公司的女性高管平均比例作为工具变量（IV_province）进行了内生性检验。考虑到不同行业对男女性别的要求不同，不同行业公司的女性高管比例也存在差异。本文采用行业中位数调整法进行了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经过检验，发现本文的结果仍然是比较显著的。这很好的证实了女性高管可以影响公司的违规行为，且这种影响时负向的。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有：
　　第一，现有文献大多是直接研究公司违规行为，很少有对公司违规行为进行分类研究的。本文的研究对公司的违规行为分为了信息披露违规、经营性违规以及领导人违规三大类。这丰富了该领域相关方面的文献。
　　第二，现有文献大多都是用PSM配对检验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在PSM配对检验的基础上，利用不同省份上市公司的女性高管平均比例作为工具变量（IV_province），进一步进行了本文的内生性检验，使得结论更加准确可靠。
　　第三，现有研究很少有考虑到不同行业男女性别差异的，本文采用了行业中位数调整方法，对模型的稳健性进行了检验。充分证明了结论的稳健性。这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