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制度在运行中存在不少纰漏,主要体现在控辩双方的证明标准和证明责任上产生的问题。本文以“问题的存在、产生的根源和解决的途径”为切入点,将近年来学术界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制度研究作为理论基础,借鉴域外国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方法,从证明制度在的启动,审理与救济三个阶段中的运行情况,对其进行研究。全文共分四个章节。第一章对证明制度进行了具体的阐述。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制度由于其自身的程序性、人权保障性以及独特性促进了程序性规则的发展,其证明内容构建了局部的证据体系,具有防止冤假错案的功能,贯彻了规则的适用。第二章概括了证明制度上的不足。主要表现为辩方无法有效履行举证责任的问题,以及法官一贯对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十分谨慎的问题;控方证明责任形式化、证明标准虚置的问题,导致庭审结果存在质疑;对于排除或不排除的结果在救济阶段更是没有单独的救济途径。第三章分析了域外国家证明制度的规定。从英国、美国、德国、日本四个国家对非法证据排除的证明模式入手,比较了四国启动方式以及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的差异。概括而言,各国以依法官启动证明程序为主,辩方承担初步的举证责任适用较低的证明标准,举证方式便捷;在控方证明标准上存在“优势证明”以及“合理怀疑”,各具优势,法官一般不需要对调查取证的行为进行证明。第四章根据国情展开对证明制度的不足提出改善方案。在启动阶段,扩宽辩方履行证明责任的途径,明确界定法官“合理怀疑”的审判标准;在审理阶段,对控方建立审查规则,严格把握落实法定证明标准,明确证明责任;在救济阶段,对非法证据排除的结果引入单独裁定的方式,完善在二审阶段对首次提出该请求的证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