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人的中国观”和“日本的中国观”这两个概念,目前在学术界还没有严格的区分,经常出现混用的现象,本文对此二者予以界定和厘清。前者是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特指某个时期的日本社会对中国的一种认识倾向或主流认识,可以具体表现为某个或某几个日本人的中国观,也可以体现为日本社会舆论或日本学界的中国研究成果。后者则一般是指“日本的”国家政策中对中日关系的定位和对中国的政治层面(广义上包括政治体制、外交、军事、价值认同、意识形态等涉及国家上层建筑的内容)上的理解与认识。概言之,前者是文化论观念下的中国认识,后者是政治论观念下的中国认识,此二者是互为表象、相互影响的,如果当“日本”和“日本人”两个概念同时并存,无法硬将其割裂开来进行辨析的情况下,以“日本(人)的中国观”为表述方式似乎较为稳妥。本研究从这两个概念的角度对二战后日本(人)的中国观进行总结和分析。具体方法为:按照“政府”和“民间”两个层面对中国观进行分类,政府层面即“日本的中国观”(包括政府部门、军队等),政府首脑及政治家、军政要员等个人的中国观在代表日本行使话语权的情况下也属于此类;民间层面即“日本人的中国观”,包括学者、民间人士、媒体、社会舆论、大众意识中的中国认识。依据此框架对战后七十年的中国观研究进行梳理和分类,在此基础上提出把战后的日本(人)中国观分为三个阶段,即邦交断绝期(1945-1971年)、黄金蜜月期(1972-1995年)、转型期(1996-2014)来进行考察分析。本研究将具体的考察对象设定为“东京书籍出版社”二战后至今各版本的初中历史教科书,通过收集整理详实的第一手资料,并对其中有关中国的记述进行归纳和梳理,从中提炼出所代表的中国认识,以期对战后七十年各阶段的主流中国观之特征和演变轨迹在教科书这一载体上进行考证和探究。通过对日文原版史料的全面调查和分析,并对每一个版本里的中国记述逐一加以解读,将其所体现的各种中国观进行横向对比,同时归纳三个阶段各具特征的主流中国观并进行纵向梳理,力求详尽、忠实地接近和再现该时代日本(人)中国认识的本质与主流层面。本文采取对历史教科书中所体现的战后中国观进行宏观描述,并交叉辅以对当代日本政坛具有代表性的安倍晋三的个案分析,力图通过此方式来全景式地展现战后日本的历史教育对现代日本(人)中国观的形成和演变所起的负面作用。该负面影响主要为,虽然历史教科书里有相当一部分内容能够较客观地记述侵华战争史,但其指导思想和一些基本史实上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从文部科学省在教科书审定中对右翼势力编撰的美化侵略歪曲历史的教材予以放行、在课程设置上轻视日本近代史等一系列措施来看,日本政府在占据政界主流的历史修正主义(新民族主义)思潮的主导下,通过审定制度对教科书编写工作的诱导和干预作用,以及在历史教育上的教育指导方针都对造成日本民众缺乏了解侵略战争史实、不愿承担战争责任等现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反过来这样的历史教育又造就了新生代的所谓政坛精英和领袖,来继承和保持日本政府的历史认识之一贯性。可以说,战后日本的历史教育为国民意识的日趋保守化和新民族主义的兴盛提供了思想和舆论基础,对民间和政府两个层面的中国观都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