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更是国家长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我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是推动我国实体经济顺利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当前,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大环境下,金融创新速度远超实体经济创新速度,金融“脱实向虚”问题愈发严峻,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呈现结构性失衡状态。微观层面来看,越来越多企业在资本逐利动机驱动下配置金融资产,将有限资源转投至具有高回报率的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金融渠道快速积累利润的现状不断侵蚀企业对实体经济投资的意愿。因此,2019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重点强调,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纵观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情况,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政府为了经济复苏出台“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等一揽子计划,之后为了经济稳定发展相继推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规划、“互联网+”新业态、“中国制造2025”战略等等。与此同时,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政府也频繁调整宏观调控政策。由此,我国面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呈现持续波动状态,可能会对微观企业投资决策活动产生影响。鉴于此,本文试图验证企业金融化加重是否会抑制企业创新活动,并进一步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什么样的调节作用。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展开研究。在理论方面,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融资优序理论、预防性储蓄理论和实物期权理论进行理论分析。在实证方面,本文以2007-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构建基准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结果,对以下四个问题进行探究:第一,企业金融化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什么关系?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大会对企业金融化与创新之间的关系产生什么影响?第三,企业产权和行业异质性会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吗?第四,企业金融化若对企业创新产生“替代”效应,是否会影响企业的财务风险?如何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有限资金额度下,企业金融化水平、过度金融化和长期金融资产配置体现为“替代”效应,会挤出企业创新,但短期金融资产配置体现为“蓄水池”效应,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第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以缓解企业金融化水平、过度金融化和长期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创新的挤出效应,但对短期金融资产配置促进企业创新的负向调节作用不显著。第三,相比国有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金融化挤出创新的负向调节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相比非高科技行业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金融化挤出创新的负向调节作用在高科技行业企业中更为显著。第四,企业金融化会通过挤出企业创新而加剧企业面临的财务风险。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三个视角探讨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从研究视角来看,本文不仅从总体衡量金融化水平,还将金融化水平依据流动性分成长短期金融资产一并纳入研究中,区分了不同类型的金融资产对创新的影响。此外,本文基于企业原有情况构建模型,对金融化适度性进行甄别,更严谨地区分出金融化的“度”,探究过度金融化是否会对研发投资有影响。其次,本文将宏观环境和微观企业行为紧密联系,把宏观层面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纳入微观层面的金融化与创新关系的分析框架当中,以探究宏观指标对微观企业投资决策的调节作用,更为明确地了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作用机制,拓展了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的研究范畴。再次,本文进一步依据企业产权性质、行业属性将样本分组,分别研究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大的情况下,不同样本企业的金融化与创新关系是否具有差异性。这为不同性质的企业在处于同一宏观环境变动时,如何合理把握金融资产配置水平、适度性、结构与研发投入的平衡提供了指导。最后,本文的研究内容不仅仅停留在金融化对创新的影响上,还从财务风险角度进一步探讨了金融化挤出创新可能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经济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