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最活跃、最动荡、最多事、最混乱的10年。先是爆发了席卷全美的黑人民权运动，继而发生了激进学子的新左派运动，过后不久又出现了叛逆青年的反正统文化运动，接着是轰轰烈烈的女权主义运动，最后是全国范围内的反战运动。这一波紧接一波的社会浪潮，不仅来势凶猛，威力巨大，而且锋芒毕露，激进锐利，直捣美国价值体系之“黄龙”。黑人民权运动挑战美国的自由理念，新左派运动质疑美国的社会制度，反正统文化运动嘲讽美国的价值观念，女权主义运动抨击美国的男女不平等观念，反战运动谴责美国的外交政策。尽管这些相互交叉但却互相关联的社会运动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和改变美国的社会制度和价值体系，但它们猛烈的抨击和激进的反抗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而且对美国社会的未来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就对美国价值体系冲击而言，爆发于60年代的所有社会运动中，反正统文化运动可以说是最厉害和最猛烈的一个，不管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是如此。这是因为，不像黑人民权或者女权主义运动仅就美国社会政治制度中的某一个价值观或者某一条法律提出挑战和反抗，如前者对种族不平等、后者对男女不平等的抨击和抗议，反正统文化运动是对整个美国价值体系的抨击和抗议，既包括种族和男女不平等之类的社会问题，又涉及理性主义、制度压抑、技术治理、个人自由、性开放自由、个性发展、物质主义、生命意义、审美标准、社会理想和生活方式等一系列与“人活着为什么”以及“人应该怎样活着”相关的思想文化和伦理价值问题。由于反正统文化运动对这些涉及美国文化价值观中最根本、最本质的观念提出了质疑和挑战，甚至试图用自己的一套反正统文化价值观来消解、颠覆直至最终取代正统文化价值观，这场运动对美国正统文化观的杀伤力和破坏性可想而知。正因为如此，有关反正统文化运动的渊源、动因、作用、性质、意义和影响等问题，不仅吸引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而且还引起了宗教界、思想界和政界的高度关注。　　 事实上，自反正统文化运动20世纪60年代爆发至今的40年里，美国政界和学术界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这场运动的讨论和反思。随意浏览一下近40年来的美国报刊杂志，凡涉及美国文化观念变化的文章，几乎都会提及反正统文化运动。至于学术界，研究嬉皮士文化的论著更是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不仅教授学者们的专著论文铺天盖地，而且硕、博士学位论文也层出不穷，源源不断。然而，不管是来自政界的观点，还是来自学术界的论述，纵观它们的视角、态度和立论，它们的最终结论可以概括为“赞同派”和“反对派”。前者认为反正统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革命”(CulturalRevolution)，“革”掉了许多美国主流文化的“命”：后者认为反正统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破坏”(CulturalDestruction)，把美国主流文化中的许多精华部分都给破坏了。显然，这两种极端观点都有失偏颇，不是一叶障目，以偏概全，就是意气用事，情绪发泄，致使两者都没能揭示出反正统文化运动的实质之所在。　　 此外，就研究反正统文化运动方法而言，长期以来，学者们和社会评论家不是从某一视角来探讨美国60年代的反正统文化运动，如从代沟冲突和心理反叛等，就是把这场运动与那个年代的其他运动结合起来考察，如新左派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等。前者的研究方法固然把反正统文化运动的某一侧面，如代沟冲突或者心理反叛，分析得十分透彻、十分细致，但其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即无法反映和揭示反正统文化运动的复杂性和完整性，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结果。后者的方法无疑使反正统文化运动与当时其他运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为人们理解反正统文化运动提供了宽阔的视角，但它的缺陷也是不言自明的，即难以从深层处挖掘和阐释该运动的内在本质和深刻意义，造成“森林一片、树木稀蔬”的局面。　　 本文在开展这一课题研究时，一是力图摆脱上述“文化革命”和“文化破坏”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评判套路，二是试图突破上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者“森林一片、树木稀蔬”的研究框架。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本文把反正统文化运动放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运用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就其合理和非合理成分进行甄别和辨析，评判它的社会影响、历史意义和思想遗产，剖析它的认知缺陷和失败原因，揭示它的根本特性和内在本质。这种研究方式跨越历史、社会、政治、文化、心理和思想等多种学科，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丽地了解和把握这场运动的整体性，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而且还有助于我们更客观、更科学地诠释和解读它的实际意义和内在本质，排除“文化革命”还是“文化破坏”之类的简单化判断模式，还反正统文化运动以本来面目。　　 在论证过程中，本论文先从文化和反正统文化的定义入手，为本论文有关反正统文化运动的讨论确立其使用定义(workingdefinition)，然后就反正统文化运动的文献资料作一全面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各种研究路径的利弊得失确定本论文的研究方法。随后，论文开始讨论反正统文化运动的历史动因，探讨其社会渊源、思想资源和叛逆主体，以确定该运动产生的根本原因。廓清了运动起因和演变进程之后，论文围绕反正统文化运动的具体内容展开讨论，分析它的表现形式、思想依据、反抗方式和斗争目标，以彰显出该运动的文化反叛特性。最后，论文先就美国60年代反正统文化运动本身的作用和影响进行评价，辨析它的社会作用和历史意义，评判它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然后就西方现代史上的反正统文化现象展开讨论，以西方历史上的几次重要反正统文化思潮为例，在分析比较的基础上指出，反正统文化现象不仅在西方现代史上屡见不鲜，几成规律，而且还为推动西方思想自由、社会多元化发展和个性充分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论文在综合考察和分析西方现代历史尤其是美国历史上的反正统文化现象后指出，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来看，反正统文化与正统文化是一个对立统一体，两者互为对方作为自己的存在条件，没有或者失去了对方，自己也就没有或者失去了存在基础。论文为此强调指出，作为对正统文化的反应，反正统文化的出现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是黑格尔所说的“正”(thesis)与“反”(antithesis)之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一言以蔽之，任何社会中，只要有正统/主流文化存在，那么它就必然会产生与其相对立的反正统/反主流文化，两者一起构成事物发展的对立统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反正统文化运动，是美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社会矛盾及其文化价值观严重冲突的必然反应，也是正统文化向极端程度发展后带来的必然结果。此乃为“物极必反”、“矫枉过正”之事物发展辩证法规律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