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制度变迁的决定因素及其规律,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研究问题之一。在影响制度变迁的诸多因素中,文化信念与意识形态的作用不可忽视。在中国古代,“灾异”（灾害和异象）被认为是上天对人事的预兆或谴告,具有特殊的政治含义。围绕这种信念构建起来的灾异文化,经王朝吸纳并推广后,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对中国古代的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结合计量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实证考察了灾异文化对中国古代制度改革、官员任免制度、以及君主专制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本文以北宋时期为例,考察灾异政治文化对制度改革的影响。基于一个交易费用的理论框架,本文认为,灾异文化对制度变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灾异”与“祥瑞”冲击能够通过提高或降低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从而对制度改革产生影响。以代表性的日食祥瑞和灾异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与理论假说一致,作为“祥瑞”的日食和作为“灾异”的日食对北宋变法的影响不同,前者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后者起到了抑制改革的作用。此外,本文发现,日食的出现显著提高了北宋宰执罢免的可能性。这从侧面证明,灾异事件使得朝中政治斗争加剧,提高了改革的交易成本,从而对制度改革产生负面影响。其次,本文以东汉时期“灾异免三公”的制度惯例为例,考察灾异冲击与相关文化信念对官员任免制度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由于灾异的解释缺乏职业化、制度化的保证,灾异的责任归咎问题往往成为各方利益集团争论的焦点,最后成为服务于政治斗争的工具。实证研究发现,自然灾害和天文异象的出现的确显著增加了东汉三公（宰相）遭到罢免的概率,同时大幅缩短了三公的平均任期。此外,在影响机制方面,本文发现,与当权外戚、宦官交恶的三公在灾异冲击发生时面临更高的政治风险,而精通儒学经典并无助于三公在政治斗争中获得有利地位。这些证据表明,在东汉中后期,灾异论已成为当权者的政治斗争工具,这促成了“灾异免三公”制度的形成和实施。最后,本文从总体上考察灾异文化对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影响。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的加强是一个渐进的制度变迁过程。本文认为,在灾异文化背景下,灾异冲击的出现影响了君主与官僚之间的权力平衡,不断地对君主与大臣之间的权力分配进行边际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巩固皇权、强化君主专制制度的作用。为检验该假说,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历史上69个主要王朝的面板数据集,利用日食作为外生灾异冲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日食的出现显著降低了皇帝非正常退位的可能性。相比于非中原王朝,日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信奉天人感应灾异思想的中原王朝当中。对皇帝非正常退位的类型进行分解,本文进一步发现,日食冲击显著降低了来自王朝内部夺位者（大臣、宗亲）对皇权的威胁,而对来自王朝外部（敌对或并立政权）的威胁影响甚微。此外,日食的效应在皇权相对不稳的皇帝即位初期体现得更为明显。这些证据表明,灾异文化在历史上的确起到了巩固君主专制制度的作用。本文的研究丰富和拓展了考察文化信念、意识形态与制度变迁之间关系的经济学文献。灾异文化,是中国古代儒家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借助于外生的灾异冲击,系统性地考察了灾异政治文化对中国古代制度变迁的影响。其次,对于探讨自然事件冲击（如气候变化、灾害等）带来的经济、政治后果的文献来说,本文也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补充。此外,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要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如中国古代政府组织结构的变迁、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长期延续等问题,也具有一定的启发。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较少将上述问题与灾异政治文化联系起来。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灾异冲击显著削弱了相权,通过改变君主与官僚之间的政治权力平衡,强化了君主专制制度。本文的发现不仅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意识形态因素对制度变迁的影响,而且有助于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理解中国与西方世界相异的独特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