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是我国先秦时代一部独具特色的重要典籍。共二十一卷,汇集了西周末年到春秋时期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重要史料。它不像《左传》一样经过了后人统一的加工和润色,而是最大限度保留了各国“语”原始性,成为研究各国“语”的重要底本。本文分为三部分,首先试图对《国语》中的“语”的性质进行定位,然后从区域文化特征和行文特征两方面对各国“语”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研究。第一章《国语》“语”体考辨“语”是先秦的一种重要文体,是以记述历史人物言论为主要内容的带有论说性质和教化意义的教材。“语”作为一种特定的重要形式存在于先秦礼乐文化中,有内容、有传承,以前代先王的事例宣扬贵族阶级的道德教化,使后代统治者“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是贵族统治阶级进行道德教育,“溯往事,知来者”、“以史为鉴”的重要方式。这种文体一般以记言为主要特征,其形式是以事带言——先用事例引出言论,再用事件论证言论,从而证明“治世之善语”的真理性地位。而各国的“语”的产生,是和先秦的教育制度分不开的,是先秦学校制度的必然产物。《国语》中各国“语”虽然风格迥异,但都反映了本国主流文化的特征,是各国主要政治观点和文化传统的直接体现。并且,各国“语”的教育内容,多为治国,因此,应该是在各国大学中进行传教的产物,受教对象是各国的王公贵族。各国“语”有专门的传授者,那就是乐官的一员,瞽矇。各国瞽矇在各国的大学中担任着教导传承“语”的责任,正是他们的口耳相传,使得各国“语”独特的文化和行文特征得以最大限度的保存下来,成为我们今见的《国语》。第二章诸国之“语”区域文化特征论我们所研究的《国语》由于是教材性质的资料汇总,各国的“语”就代表着各国的正统文化,其地域色彩就更为强烈。表现在《国语》中,就形成了各国“语”各有不同、风格各异的情形。本章将区域文化特征明显的周、鲁、齐、晋、楚、吴、越等国的区域文化进行一一考察,并对各国“语”在此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特征分别进行了考察和研究,从而更充分地对各国“语”的文化特征进行了把握。第三章诸国之“语”行文特征论因为《国语》始终没有经过统一的加工和润色整理,再加上我们在第二章所论述的各国不同的区域文化特质,就使得各国“语”在文章的叙事结构和行文手法中也体现出了不同的特征,从而使各国“语”具备了各具特色的文学特征,主要表现在文章结构、叙事情节和语言三方面:在行文结构上各国“语”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各自独立成篇的片段组成的“语”,片段之间的联系较为松散,以《周语》、《鲁语》和《楚语》为代表;另一类是在结构上已经开始形成整体意识的各国“语”,各片段之间开始形成较为紧密的联系,甚至在有些“语”中已经成为上下贯通的统一整体,这部分主要以《齐语》、《晋语》、《吴语》和《越语》为代表。各国“语”在文化背景和行文上的不同,使得他们所体现出来的叙事能力和故事情节也参差不齐——突出表现为以《周语》、《鲁语》、《楚语》为代表的简单情节叙事,和以《晋语》、《吴语》和《越语》为代表的、具有较为丰富情节和叙事方式的较充分叙事。在《国语》中,各国“语”由于地域文化和写作目的等的差异形成了形色各异的语言。各国的“语”,虽有细微的差别、但在大致上同样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语言论说能力比较突出的《周语》、《鲁语》、《齐语》、《郑语》和《楚语》,另一类是语言鲜活,表现能力突出、描写手法多样的《晋语》、《吴语》和《越语》。前者大体上以“论”为主,多记含有教诲意义之言,为了实现更好的教诲,形成了出色的论说能力;而后者则以“述”为优,多记事关国家兴亡之语,在灵活的叙事中,采取了多种多样的语言描写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