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美里（1968—）出生于日本神奈川县,是持有韩国国籍的旅日韩裔第二代,29岁凭借《家庭电影》获得日本纯文学最高奖——芥川文学奖殊荣。其赤裸裸地描写自己私生活的创作风格导致社会评价两极分化。柳美里的作品中始终贯穿着各类创伤。可以说创伤是柳美里文学创作的源泉。本文将“创伤”视为解读作者作品的关键词,围绕柳美里因家庭原因而产生的痛苦、语言矛盾、身份认同等问题展开讨论,并对一直以来未受重视的柳美里对母国语和祖国的态度及其情感加以考察。本文以柳美里的随笔和小说为分析文本,运用创伤理论和艾勒克·博埃默的后殖民文学理论分析柳美里的创伤及其形成原因,并探讨其对语言的态度以及身份认同问题。本文共分三章。第一章,以柳里美围绕“家庭”所创作的作品为文本,分析其家庭关系,运用创伤理论考察其因家庭关系产生的创伤。通过小说《家庭电影》和随笔《水边的摇篮》、《私语辞典》等作品可以发现,在她的家庭中,其父暴力且不容反抗,其母否认女儿的存在,对其毫不关心,甚至放弃了母亲和妻子的责任。此外,其弟、妹和周围人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或加重了她的心理创伤。儿童时期遭遇的躯体虐待和性虐待,令柳美里对社交产生恐惧,不幸的家庭环境使其对家庭和血缘关系充满不信任,而母亲背离家庭的放浪生活也使她对婚姻制度失去信心。比起婚姻制度和血亲关系,她认为彼此相互需要至为重要,从而形成了以此为基础的新型家庭观。此外,本章通过《家庭秘密》的另一条副线探讨创伤的“遗传”作用,考察了其父母作为旅日韩裔第一代人的不幸且复杂的儿时经历,印证了“创伤”在柳美里家庭中的代际间遗传。第二章,以《平壤暑假——我所看到的“北朝鲜”》和《通往国家的道路》等随笔为分析文本,基于后殖民文学理论视点,着重分析了柳美里作品中所反映的她对待语言的矛盾心理,即柳美里对韩语所持态度的转变及其原因。从分析中可以看到,她之所以长期刻意与韩语保持距离,缘自父母经常用韩语吵架的幼时经历所导致的对韩语的抵触情绪;而生活在曾经是殖民统治国的日本,亦不可避免地令其对祖国——韩国文化产生自卑情绪,她不愿像学习一门外语那样学习自己的母国语言。她对韩语所表现的态度上的转变,其契机,表面上来自于外祖父朋友的恳求,但在深层次中,埋藏着她的内心对祖国怀有的情感和关心,以及渴望与同胞交流的心情。第三章,在考察在日朝鲜人的历史和在日朝鲜人群体身份认同问题的基础上,分析了柳美里个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并探讨了柳美里文学作品的“变”与“不变”。本章首先梳理在日朝鲜人由朝鲜半岛移居日本的历史及类型,并分析影响在日朝鲜人身份认同的因素。日本的排外政策和来自日本社会的歧视,以及为了融入日本社会而使用日本名、归化为日本籍等现象在动摇着在日朝鲜人的身份认同感。曾经的祖国一分为二,也削弱了在日朝鲜人对祖国的归属感。其次,访问朝鲜的经历,激发了柳美里来自于祖国这一纽带的同胞意识和对祖国统一的希冀;相反,日本社会的“不自由”与“不平等”,使其对日本缺乏归属感。本章最后分析小说《8月的尽头》之后的作品中体现的主题变化,小说描述了在日本殖民统治下被剥夺了语言、自由和尊严的朝鲜人民,以及少女被骗沦为慰安妇等殖民相关内容;也描绘了朝鲜同胞在民族分裂的背景下自相残杀的血腥场面,同时延续了“家庭”这一主题。诸如此类与战争或与朝鲜民族历史相关的内容在其此前的作品中鲜有出现,更无以此为主线创作的作品。即,在保留了“家庭”与“生死”等主题的同时,柳美里正在向殖民与民族历史这一新的主题迈进。柳美里作为一名拥有特殊身份的作家,对其作品中“创伤”的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她的作品,也可以从中窥见在日朝鲜人这一群体的创伤——身份认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