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及精神病专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认为，人类的全部文化都是以自卑感为基础的。如果一个人在生理上存在缺陷或心理上遭受创伤，他必然会通过其他手段来寻求某种优越感，以求得心理上的补偿。而自卑情结与缺失体验往往相伴相随，它们共同构成了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在动因。 美国知识分子对欧洲文明似乎有一种天然的文化自卑情结。亨利·詹姆斯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特殊的成长环境既使亨利·詹姆斯具有了解欧美文化差异的背景，又使他最终成为欧美文化的“他者”；而由肉体遭受伤害所导致的心理创伤又使他成为婚姻的观察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双重的旁观者。 亨利·詹姆斯塑造的纯真无邪的“美国少女”形象是尚处于幼年时期的美国文化的象征性标志。在他的“国际性题材”小说中，大多数美国人都被刻画成单纯无知、天真烂漫，而欧洲人则老谋深算、成熟练达。通过对比，美国人获得了道德上的优越感。但这种刻画与其说是道德层面上的事实，倒不如说它是一种文化隐喻。本文通过对亨利·詹姆斯部分“国际题材”小说进行分析，注意到作品中身在欧洲的美国人特别是作为小说主人公的“美国少女”们处在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漩涡中的艰难困境。她们的处境正是作家本人的真实处境。而欧美文化融合的愿望，则反映了作家藉此超越文化自卑感的企图。 亨利·詹姆斯对欧洲人并不是一味“妖魔化”，他在《专使们》中塑造的维奥特夫人，就是作家心目中理想的欧洲人，尽管这多半出自主人公以及作家本人的想象。作家对欧洲文明怀抱矛盾的态度。他塑造的“美国少女”形象，实际上正是他在欧美文化对抗与冲突中尴尬处境的诉求与表达，是作家本人文化自卑情结与其自身强烈的民族意识相互冲突与对抗的产物，“欧美文化冲突”通常通过爱情或婚姻的模式来展开，而婚姻则是作家笔下主人公追求欧美文化融合、弥补自身文化缺陷的重要手段。另外，詹姆斯对婚姻的关照也可以看作是对他本人缺失体验的补偿。而在现实生活中，自卑情结不仅决定了作家的艺术选择和追求，也最终使他像笔下的某些男主人公那样彻底地逃脱进了象牙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