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省制度自元代始,行至清末已历经七百多年。期间虽有调整,但总体上变化不大。然而,自清末动荡之后,“省”的地方化日益明显,无论财权上或军权上,都有明显的新趋势。随着清末地方自治思潮的发展,省制地方化走上了高速发展的道路。尤是专制覆灭,共和初立后,整个社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省的政治属性也随之变化,压抑许久的中央与地方矛盾瞬间爆发,围绕着权力分配,各省与中央龃龉不断,这成为了民国转向现代国家路径上的绊脚石。中央与地方、郡县与联邦、集权与分权,各种概念纷繁复杂,纠葛不断。就是在这种充斥着各种复杂因素的大环境下,各方势力对省制进行了诸多方面的探讨。民初时,并没有给省制的探讨提供一个好的环境。经济上,国内经济凋敝,外债未偿而又添新债。政治上则是动荡不断,无论是袁世凯称帝或张勋复辟,都对省制的进程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究其原因,除却党人的争权夺利外,《东方杂志》还归结出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即民主尚未普及,人心尚未变革。并因此而展开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启蒙活动。在省制问题的争论中,集权分权问题成为了第一道门槛。这一问题在千年的专制之叫中长期存在,民初中央的统驭力大为降低,若处理不好此问题,恐酿祸端。自治问题、联邦郡县问题的接踵而至,使人们应接不暇。《东方杂志》在此时创造性地提出了“配置”的概念,为集权分权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在民初省制具体方面争论中,省的存废问题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了争论的中心,康有为、熊希龄、宋教仁都对此有过论述。废省和存省两派都有充足的理由,在这种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省制的存废最终被“冷处理”了,省制也“侥幸”得以保存。民初省制相对于之前的省制有一特点,即官治自治并存。这有赖于近代思想文化的传播,地方自治运动使得各省的职能分化更为细致,出现了诸多具有很强地方性的机构设置,在进行省制讨论时,不得不注意到这一点。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调和之后,官治自治并存的新模式应运而生。《东方杂志》对于民初省制的探讨不仅推动了省制行政运作的创新,重要的是推动了地方自治的良性发展,为中央集权与地方对中央的制衡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同时在纷繁复杂的民初时局中,抽丝剥茧地发掘出其难产的原因,即党争与循环政治,并且试图寻求一合理的方式将各方恰当地融合在一起。当然,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这种尝试最终未能成功,《东方杂志》关于省制的议论终究停留在了理论层面。但通过对其的深挖研究,可以发掘出对现今仍有借鉴意义的一些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