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叹身世，悼念往昔”并非二十世纪文学家所独有的情结。白先勇和太宰治出身饱学之家，童年时期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青少年时期恰逢乱世，国势衰微，家国命运系于一体，家族没落。这些经历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打下深刻烙印。二人文本中多感怀过往辉煌、悼念昔日岁月。二人的“贵族悼亡”情结有着极其相似之处。研究白先勇与太宰治文中“贵族悼亡”情结有着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历史上，不朽文章多是人生遭逢波折时所作。从文学发展的现实意义来说，对于“贵族”的坚守、对于“贵族精神”的继承和传播也是十分有价值的。本文分四个部分比较研究白先勇和太宰治文学“贵族悼亡”意识特质。第一部分比较白先勇和太宰治的“贵族”背景。首先阐述贵族形态是迥异于绝大多数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其腐朽性和寄生性决定了“贵族必死”。然而白先勇和太宰治的文艺创作之中，却屡屡出现对于“贵族”的悼亡与复活。“贵族”的身世背景对二人文学作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此后二人人生际遇的不同也使他们小说本文中人物的命运走向不同的终点。第二部分比较分析白先勇和太宰治在文学创作中如何对“贵族”进行悼亡。他们的文中多出现失意的破落贵族、迷惘的知识分子、在旧道德重压下的女性以及游离于主流人群之外的边缘人。第三部分对比白先勇和太宰治文本中的美学倾向与美学价值。在艺术手段上，他们抛弃大众文学的消遣性和低俗性，试图挽留走下坡路的高雅艺术，呼唤小众的、贵族的精神回归。二人记录、美化衰败，乐此不疲，塑造的人物或随波逐流或逆流而上，接受命运之手的捉弄。在反串中变异，在反骨中寻求对于现实社会的反叛。最后，抗争命运的无力、反叛社会的荒唐都不得不以死亡作为结局。白先勇和太宰治的文中都折射出一种强烈的死亡意识。第四部分比较论述二人的宗教观念，试图在虚空领域寻求二人的文学异同的支撑点。贵族业已失去，昨日之日不可留。此时的贵族需要一个强大的支撑，宗教是最无奈的寄托。白先勇和太宰治都在人生的某些阶段受到了宗教的影响，这在他们的作品中有迹可循。一言以蔽之，白先勇与太宰治文章中弥漫着的浓浓的感伤情调以及对于高雅的孜孜追求，都是源于其内心对于“贵族”的追怀。当今学界对于白先勇、太宰治的研究多为单个研究，未有将二人对比的阐述。本文主要运用平行研究的比较方法，兼从美学、宗教方面，综合整理分析白先勇和太宰治文学的“贵族”悼亡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