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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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脱贫攻坚目标如期实现,我国在绝对贫困治理中取得了全面胜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贫困问题就此得到了解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相对贫困、相对落后、相对差距将长期存在”“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现在正是我国由脱贫攻坚战略向乡村振兴战略转变的关键阶段,相对贫困的治理是这一阶段,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重心。然而相对贫困的隐蔽性和相对性导致其识别标准模糊、统计测度困难、治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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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脱贫攻坚目标如期实现,我国在绝对贫困治理中取得了全面胜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贫困问题就此得到了解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相对贫困、相对落后、相对差距将长期存在”“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现在正是我国由脱贫攻坚战略向乡村振兴战略转变的关键阶段,相对贫困的治理是这一阶段,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工作重心。然而相对贫困的隐蔽性和相对性导致其识别标准模糊、统计测度困难、治理对策更是无措可施,因此,有必要针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现状和贫困治理现状,制定符合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分布状态的相对贫困识别标准和测度方法,以便于我国农村相对贫困的统计测度与有效治理。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同时具备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特点,在绝对贫困、多维贫困和贫困脆弱性等贫困治理方面,均发挥了重要的反贫困作用。而相对贫困作为贫困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治理范围更广、发生机理更为复杂、影响因素更为广泛,社会资本在相对贫困治理领域是否仍然能够发挥有效的缓解效应,该效应是否存在一定的边界,作用机制又是如何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引人深思。本文在构建相对贫困测度模型和社会资本与农户相对贫困数理模型的基础上,利用CFPS2014~2018三个年度的微观调研数据,对我国农村相对贫困进行统计测度,分析我国农村相对贫困的现状和空间分布特征。在此基础上,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各维度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本综合指数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效应,并通过更换被解释变量、向模型中引入多个核心解释变量和工具变量法验证上述基准回归的稳健性。与此同时通过分位数回归明确社会资本对农户相对贫困缓解效应的效应边界,证实了社会资本对农户相对贫困的缓解作用存在一定的边界,越过该边界之后社会资本将不再具备减贫效应。随后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和分组回归验证了社会资本缓解农户相对贫困的人力资本机制和家庭产出机制,以及不同地理区位、不同户主性别条件下社会资本的作用差异。最后,从政府、社会、农户个体等角度提出4条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共同富裕实现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发现:(1)我国农村相对贫困广度、深度和强度逐年降低,但是西南、东北等地区的农村相对贫困问题仍比较严重。(2)在相对贫困治理领域,社会资本对农户相对贫困仍具有显著的缓解效应,但是存在一定的效应边界。具体而言,随着农户相对贫困状态的恶化,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综合指数的缓解的边际效应逐渐减弱,社会信任和社会声望的缓解效应则逐渐消失,直至不再存在缓解效应。(3)在人力资本机制检验中,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能够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机制,进而实现对农户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而社会声望则不存在这一作用机制;但是在家庭产出机制检验中,只有社会网络能够通过促进家庭产出增加实现对农户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而社会信任和社会声望则不存在这一效应;针对社会资本综合指数而言,两个机制均显著存在。同时,不同地理区位、不同户主性别的农户,社会资本的缓解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基于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和实证检验结果,主要从政府、社会、农户个体等角度提出以下4条建议:第一,积极引导农户培育社会资本,强化农村低收入人口增收渠道,形成农户相对贫困治理的有效力量。第二,要注意不同社会资本维度对农户相对贫困的效应边界,在效应边界内合理使用社会信任和社会声望的缓解效应。第三,发挥社会资本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优势,提升农户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创收能力,同时也要注意社会资本对农户相对贫困影响的异质性。第四,要加强个体能力的发展和培育,从根源上解决相对贫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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