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由和民族解放的艰辛历程,我们清晰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许许多多先进的中国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达、艾思奇、毛泽东等人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贡献,而这其中艾思奇尤其具有代表性。艾思奇以其《大众哲学》一书从真正意义上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进程,并在此后长期致力于这一工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研究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进程的开启,探讨和总结艾思奇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进程的途径,对于当前我们继续艾思奇的事业,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继续推向前进是大有益处的。本文旨在探讨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开创作用,艾思奇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途径及其当代启示。文章首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这一概念进行了阐述,具体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涵义、产生的缘由和其自身的特征,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文章认为,可以这样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它致力于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以通俗的语言来掌握群众并为群众所掌握,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社会实践的发展,完成马克思所倡导的改变世界的使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发生和发展不是偶然的,而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特点和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所共同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其大众化的进程应该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必须具有哲学本身所固有的理论特性；其次,通俗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必然要求；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还要具有实践性。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理论意义,文章认为：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必然要求；其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最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现实意义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巩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理论在中国的指导地位,实现中国全面发展的需要；是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维护和发展人民大众利益的必然要求。文章第二部分介绍了艾思奇及其《大众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关系,主要的内容包括对艾思奇和《大众哲学》的简要介绍,《大众哲学》写作的时代背景、基本内容和主要特点。文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进程的开创作用。《大众哲学》成书的年代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华大地肆意妄为的年代,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对文化实行高压政策。《大众哲学》首先在绪论部分介绍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告诉人们哲学并不神秘,紧接着分三章分别阐述了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大众哲学》一书的主要特点表现在它所具有的强烈的时代气息、通俗的形式、深刻的内容。《大众哲学》出版后,可以说在中华大地上掀起了一股巨大的浪潮,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思想被宣传开来。《大众哲学》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写作的思路,在随后的中国哲学理论界引起了一系列的反应。广大哲学理论届的学者纷纷开始创作哲学通俗化的读物供广大群众学习。在随后的五十年里,这类著作的创作多达几十本,这其中韩树英的《通俗哲学》一书影响较大。文章第三部分总结了艾思奇继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进程之后,所采取的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三种主要途径。第一种途径是从事哲学研究和宣传教育。艾思奇的一生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的时期,上海时期、延安时期和北京时期。文章分别从这三个时期来探讨了艾思奇从事哲学研究的工作。在上海工作期间,积极热情地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广泛地学习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等,这些研究为他后来的哲学研究和宣传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上海时期,艾思奇对中国近现代哲学也颇有研究,他同时还重视对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延安时期,是艾思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继续推向前进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他进一步阐述了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研究的方法和应当遵循的规律,还进行了社会发展史的宣传和研究。进入北京时期以后,艾思奇继续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这其中不得不提的是艾思奇于1960年开始担任主编,历时两年编写成的中国第一部自己编写的、全国统一发行的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后来学术界对这部教材的价值存在一些争议,但它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的编写所具有的参考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此外,宣传教育是指作为教育家的艾思奇所发挥的作用。人们对艾思奇有一个称呼是艾教员,所体现的就是这个作为教育家的艾思奇。艾思奇作为一名哲学家,他不但潜心从事哲学研究,还亲力亲为,登上讲台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从事教学活动的时间主要集中在解放初期。建国初期,艾思奇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中。他曾亲自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系统地讲授社会发展史,并到许多地方讲演,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此外,他还在中央党校承担了大量的教学工作,除组织教学工作以外,他几乎每个班都去讲过课,科目包括哲学原理、哲学史、逻辑学、自然辩证法等。第二种途径是对毛泽东哲学著作的解读,本文主要选取了艾思奇对《矛盾论》和《实践论》这两篇重要著作的解读来进行探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大众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写作了许多著名的哲学文章,其中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论”。艾思奇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推动者,对这两篇文章进行了解读,使得人民大众能够更容易地学习和掌握“两论”的思想精华,他写作的那些解读“两论”的文章,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推向了前进。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发表以后,时任中国哲学学会主席的哲学家李达也对这两论也做了很好的解读,分别发表了《<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两本著作来宣传和解读毛泽东的这两本重要的哲学著作。我们看到,李达“两论”“解说”以著作的形式发表,篇幅较长,对于普通民众来说,阅读起来多少有些不便,不利于从总体上来把握和认识毛泽东“两论”的精髓。艾思奇对于“两论”的解说是以几篇文章的形式来进行的,这就以较小的篇幅来对毛泽东“两论”的思想精髓进行了解读和宣传,对于人民大众较为轻松地认识和掌握毛泽东“两论”的重要思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三种途径则是与错误观念的斗争,本文主要提及的是艾思奇与叶青哲学的交锋和对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的批判。艾思奇所从事的哲学活动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进行与反革命思潮的交锋,或者说对反动哲学思想的批判。在上海时期,艾思奇主要进行了与叶青哲学思想的交锋,与反进化论哲学思想的交锋和与中庸哲学思想的交锋。延安时期,艾思奇主要进行了对陈立夫“唯生论”的批判,对蒋介石“力行哲学”的批判,对阎锡山“中”的哲学的批判和对蒋介石《中国之命运》的愚民哲学的批判。本文分别选择了上海时期和延安时期的具有代表性的一例进行了探讨。通过上述三种途径的探讨,文章总结出艾思奇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进程对于我们当前继续这一事业的启示：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过程中注重与中国的现实相结合,同时要抵制各种错误的观点,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简单等同于通俗化,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与其中国化和时代化相割裂,反对脱离生活世界空洞地谈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