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的职务关联性主要是指行为人收受贿赂和职务行为之间所存在的对价关系。这种对价关系并非仅存在于贿赂和具体的职务行为之间,而且还应当存在于贿赂与国家工作人员抽象的身份、职位之间。根据我国刑法第385条的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之一,但是,这里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并不能等同于职务关联性,而是构成职务关联性的重要条件。而且,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理解,无论是在刑法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存在很多的争议。尤其是在实务中遇到具体的案件,由于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理解不同,通常会引发罪与非罪的争论。从刑法第385条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规定来看,我国刑法对职务关联性的表述,或者说是认定并不科学。虽然在发展的过程中,补充了不少的司法解释对此进行完善,但是仍然有很多的缺陷与漏洞。在本文中,笔者将通过对国内外刑法对于受贿罪职务关联性的规定进行分析研究,并对理论界和实务中存在的争议进行辨析。通过笔者的研究认为,我国刑法第385条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应当参照国外刑法中规定的“基于其职务”、“有关其职务”等规定进行解释。通过对“利用”和“为他人谋取利益”进行对比研究认为,虽然在语法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一种实行行为,但是从刑法第385条对受贿罪的整体规定来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并不应当仅是一种实行行为,它就是为了要体现收受贿赂和职务行为之间的职务关联性,而且,这种职务关联性直接体现了受贿罪所要保护的法益,即我国通说中认为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同时,通过研究对受贿罪的职务关联性的认定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职务行为的有效性。最后,对理论界和实务中争议颇大的“工作便利”、“职前受贿”、“斡旋”等受贿情况进行职务关联性辨析。本文认为,我国受贿罪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能仅以当前职务为唯一标准,并且应当进行适当的扩大解释,这样才能符合受贿罪的本质。另外需要阐明的是,在本文中笔者所分析研究的职务关联性,是指我国刑法第385条所规定的受贿罪中所涉及的职务关联性,不包括其他诸如刑法规定的斡旋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等罪名所涉及的职务关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