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克·杰姆逊这个名字对中国的理论界来说早已不是什么陌生的符码了，他是当代久负盛名的文化理论家与批评家，首屈一指的晚期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关于他的研究成果用“汗牛充栋”这四个字来形容也许并不过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杰姆逊进入中国学术界的视野以来，不断有关于他的研究成果问世，而且他的著作也基本上都有中文译本，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詹姆逊全集》的出版更为杰姆逊的研究添上了一道光彩。　　 但是以往的研究一般都是从文学、文艺学和美学等角度进行分题式的论述，而忽略了杰姆逊的“晚期马克思主义者”这个首要身份。因为在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时，杰姆逊旗帜鲜明地举起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并且广泛地容纳了其他一切可供借鉴的理论资源，从而进行了一系列令人咋舌的理论实践。他首先澄清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借助结构主义的理论资源对其进行了符合时代语境的扩张性解读；其次，他广泛介入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论争并使这些理论资源在“元评论”的平台上统一到马克思主义，从而使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题以新的面貌“接着往下说”；最后，他的努力为对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讨论直接搭建了一个平台，这也是他最大的贡献。　　 综观杰姆逊的思想发展，可以说他大致上经历了从文学分析到文化批评，从理论评注到理论建构的历程。对后现代主义文化论争的介入标志着他的文化批评的转向，而《政治无意识》的发表则标志着他的独特叙事理论的建构。杰姆逊把哲学理念寓于文化与文学分析之中，并且在对文化与文学的叙事范式分析的过程中使马克思主义发生了主题上的跃迁和方法论上的更新，他关于现代性的四个基本准则、“政治无意识”和“元评论”以及晚期资本主义二律背反等的论述就使马克思主义在新条件下更具理论生命力和时代效应。在后现代主义使乌托邦想象无法藏身的状况下，杰姆逊试图以“认知测绘”这个概念嫁接起个人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与集体实践之间的中介，这虽然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式的方案，但它试图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批判旨趣却值得我们深思。　　 总之，杰姆逊的理论框架可以用“一体两翼”来概括：“一体”即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分析范式；“两翼”指“批判马克思主义”(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等)和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理论传统(主要以阿尔多塞和普兰查斯、列斐伏尔、索亚等人为代表)。而“文化生产”的纳入则使他能够在马克思主义这条红线的指引下对其他的人类学、社会学等诸多文化理论加以“无限地总体化”!　　 虽然杰姆逊的很多结论是值得商榷的甚至是迁强附会的、错误的(如他关于海德格尔、拉康及劳动价值论等的论述)，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杰姆逊的理论实践及其所提出的问题极具主题性。它为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建构和个性化发展树立了极好的典范，使我们能够真正突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成果而将这种批判引入自己的历史情境，在揭示当代社会关系的压迫性方面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