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以“人的需要”的视角,对当代中国公共文化事业发展如何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进而实现文化认同的政治建构进行了讨论,主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中的国家、政府和公众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放入“人的需要”理论中,分析了这三个主体在公共文化建设过程中各自以自身为出发点的“需要”,认为诸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文化政策都是在某些特定“需要”满足的语境中被提出来的。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实际保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地探究公众的文化需要在此其间的价值意义,并期望能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做出新的理论解释。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建设,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与国家主权之间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它不仅能够向世界展示出统一的民族国家形象,让世界感受到一个民族国家独特的民族精神及其内涵,而且也是预防“文化帝国主义”、维护好国家文化主权完整和保障国人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发展战略。对于国家的文化事业建设来说,它包含了两个方向上的目标:一是“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彰显民族独特魅力;一是“对内”保障国内公民的基本文化主权,满足公众的文化需要。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推行和鼓励,恰好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国也前所未有的火热起来,成为了中国文化事业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这是向全世界展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次良机,因此以国家利益维护为出发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实质上是以文化的认同推动政治上的“建构”,进而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成为带有政治性意图的建构物。再放眼回到国内现实语境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设和保护实践,本文选取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中的国家、政府和公众这三者,通过理清它们各自的需要的内在逻辑以尝试分析清楚它们彼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构和保护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进而试图尽可能地从错综复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呈现出一个较为清晰的主体关系图谱,为下面发现保护实践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做好准备。从理论上来说,本文认为国家、政府和公众这三个主体在非物质文化保护实践中的关系应当是彼此需要、互相满足,即国家的政治建构需要“群众基础”,得到公众的广泛支持;公众的文化满足需要国家的公信力赋予正当性;而政府的行政工作只有在得到公众认可和国家满意的情况下才有价值,由此说来,国家、政府和公众可以构成一个良性的闭合循环关系。然而在现实情况下,它们三者的关系却并不尽如人意,相反地呈现出不平衡的矛盾关系。本文从宏观体制和微观操作两个层面入手,发现造成这一情况的重要原因一来是传统官僚体制和传统文化体制的弊端仍然滞留在新文化政策之中,造成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的诸多行政活动存在诸如政府缝隙的问题而阻碍了保护效果,甚至对文化本身造成了“二次伤害”;二来是政府相关部门在具体的保护实践中缺乏公众也是保护主体的意识,往往不先调查公众文化需要就直接开展保护工作,这导致保护措施越来越偏离公众的实际诉求,进而引发公众对作为国家事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信任情绪;三来也是中国国人对“公”的历史惯性理解,即涉及“公”的事情都是官家的责任,使得他们主题意识不强,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不高,而在出现政府保护工作不到位的情况时往往选择退居到“私人空间”,以私人生活为重。虽然这三个主要原因各自在具体表现上有所不同,并指向不同的对象,但本文以为归结到底的根源在于对公众文化需要的满足不到位。由此,借此呼吁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一味地建构和保护,应当重视起来公众的文化需要在这其中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