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卡特时期美国中东和谈政策为研究对象,用文献研究的方法,考察了从卡特上台到戴维营协议签订这段时间内美国中东和谈政策制定与演变的过程。在卡特成为总统之前,实现中东地区的和平就成了他的主要兴趣之一。因此,卡特上台之初就高度重视中东和谈问题。甚至在卡特总统就任前夕,卡特和万斯就已经计划万斯在1977年2月出访中东,作为万斯以国务卿访问的第一站。上台后,卡特摒弃了他的前任尼克松与基辛格运作的逐步外交,转而制定以在各方之间实现全面和平协议为路径的中东政策。通过国务卿万斯的两次中东访问和中东领导人访美等沟通,美国认为自己找到了全面解决中东和平问题的方案。美国基于与中东各国的双边会谈,逐步确立了能够拉进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双方立场的一份包含基本原则与共同关切的谈判草案和包含预备会议在内的谈判程序性方案,准备与苏联共同主持重启日内瓦会议。然而,随后的事实表明美国在中东各国的矛盾与分歧问题上过于乐观了,此外也忽视了美国国内与以色列对于苏联的担忧。1977年10月1日,美国和苏联发表联合公报,宣布美苏将共同主持即将召开的中东问题日内瓦会议。这一事件直接转变了美国人和以色列对于卡特政府中东政策的态度。美国人担忧卡特正在采取激进的方式推进日内瓦会议,甚至不惜允许苏联扩大它在中东的影响力,以色列人则担忧这个联合公报未来很可能被作为联合国242决议的补充,这样一来,巴勒斯坦问题就不在只是难民问题。双重压力之下,卡特政府不得不改变既定政策,与以色列妥协。最终同意与以色列发表一份各自表达立场,强调一致性的联合声明。在这一事件之后,中东和谈问题就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美国和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合作空间大大缩小了,美国开始单方面推进中东和平进程。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彼此间的不信任也进一步加深,美国想要实现自身的政策目标,将不得不更深层次地卷入中东事务当中。在东东和平进程陷入困局后,卡特的“盟友”萨达特宣布将出访以色列。萨达特的耶路撒冷之行是阿以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但却没能直接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一方面继续推动日内瓦会议的重启,另一方面也在协调埃以双边和谈。最终,当日内瓦会议遥遥无期,而埃及和以色列双方的谈判在利兹堡会谈之后也濒临破裂时,美国打出了自己的牌—戴维营会谈。最终一举促成了戴维营协议的诞生。1978年9月17日,戴维营协议的签订是卡特中东和谈政策的巨大成功,却与他最初的政策方向相去甚远。从卡特上台到戴维营协议签订这段不长的时间里,美国的中东和谈政策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因此,研究其中的动因将是本文的研究关注点。本文还将研究一些关键政策方案的制定过程,决策者制定政策的背景和政策结果；阿以双方以及随后的埃以双方的谈判分歧如何让双方错失缔造和平的良机,美国又是如何把握时机让埃以双方在戴维营达成协议的。戴维营协议的签订成为了中东和平进程的转折。就协议达成的过程而言,不论是协议的支持者还是批评者(认为协议没有实现全面和平),大多承认美国在这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认为卡特政府的成功表明,一项成功的战略既取决于对客观因素的把握,也需要根据进程中的突发事件进行及时修正,还有赖于战略执行者的认知与独特品质。本文认为,卡特对于局势的判断、他自身的信念与政策风格以及他与埃以双方的关系主导了美国中东和谈政策的制定。卡特政府中东和谈政策的演变,体现了政策进程的复杂性和政治性,也体现了卡特政府中东和谈政策的独特性。戴维营会议是建立在基辛格穿梭外交基础上的一种成功的大国调停新模式。卡特政府的政策从早期的综合性战略向戴维营会议的转变,体现了美国的战略洞察力以及灵活的战略手段。分析这一过程为我们研究美国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如何综合运用国际、国内条件获取战略成功提供了很好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