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是一段深巨的民族创痛，是不能也不应该被忘却的历史记忆。在“文革”后的中国大陆当代小说乃至同时期部分海外华人小说的“历史讲述”中，这段不能被忘却的民族创痛，就成了很多作家噩梦般挥之不去的讲述对象。在“文革小说”的“文革叙事”中，因思想维度的不同，被讲述出来的“文革”其“逼真”程度与所揭示的文化意义也就颇为不同。在对“文革”的多维度“历史讲述”中，与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等相较，现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无疑是出现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广泛也最深远的一个思想维度。因此，研究人道主义与“文革”后小说中的“文革叙事”的关系，就成为重要论题。　　导论部分阐述了论题的意义、研究对象、方法以及本论文对现有研究成果的超越之处。　　第一章概述了“文革”后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兴起的历史背景、社会基础、嬗变过程、思想资源、内在构成及其与“文革叙事”的关系。在“文革”后的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中，人道主义文学理想在对各种“限禁”的不断冲撞与突围中，形成蓬勃的“思潮”，而后渐至为流淌不息的“潜流”，终于在“文革”后的中国文坛，获得了存在的合法性，成为一个毋须争论的跨世纪思想命题。在有限话语空间奔突的人道主义，因其所采撷的思想资源的多源性，其内在结构也相应地表现出多元性特征。不论是在空间和时间，还是在意义的维度上，具有多源性和多元性特征的人道主义思想都已不可阻挡地绵延和浸润在整个文学创作的发展过程中，从内在的精神意蕴到外显的叙事风貌，深深地影响着包括“文革小说”在内的“文革”后的中国当代小说。　　第二章主要讨论“文革叙事”中的饥饿与贫困、身份焦虑与公民权竞争和“文革暴力”等问题。在“文革”的现实权力场域，政治、经济等的实际运作过程，明显地产生了与预期大相径庭的后果，导致了饥饿、贫困、歧视、斗争、暴力、死亡等反人道的生存状况。“文革小说”在讲述这些非人状况的时候，对其成因进行了追问和揭示，而这正是本文论析的重要内容。这些非人状况被指认为“经济异化”、“政治异化”（权力异化）和“思想异化”（个人崇拜或日现代迷信），所有这些异化的最终结果，都导致“人”这个最高“目的”的“失落”，“规训”出了极权主义所需要的赖以实现、承载和呈现自己的“工具”和“物质力量”，即“驯顺”的肉身。因此，在“文革”的政治、经济和思想运作的现实权力场域，人道主义只能否定性地诉诸那些指称并试图解释人类共同本质的歪曲与“失落”的概念，如“异化”、“非本真性”、“物化”等等。　　第三章主要讨论“文革叙事”在对历史暴力问题的清理中所秉持的人道主义历史观念问题。“文革叙事”对历史暴力问题的清理是复杂多样的，对问题的回答也很不相同。一些“文革小说”并不笼统地反对历史中的所有暴力，而是予以区别对待，在正义与非正义、革命与反革命、合法与非法、有理与无理等的两类对举中，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但以人道主义为革命暴力的修正和必要补充。这种观念与思想方式，其实已经减弱或干脆丧失了它应有的历史批判与道德批判的意义。一些“文革小说”则对历史暴力不加区别地一概都予以质疑乃至否定，以“爱”为旗对历史暴力进行超越，这正是“文革叙事”对历史暴力进行解释与评价走向深致的契机。从人道主义历史观看，如何理解“人道与革命”的关系，是阐释、评价“文革”历史乃至探寻中国社会当下及未来之路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第四章主要讨论“文革叙事”所揭示的“文革”政治文化和国民文化人格中的人道主义缺失问题。“文革”的畸形政治文化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时将人道主义视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以之作为“阶级斗争”的对立物，进行持续不懈的批判，由此强化了“文革”政治文化的反人道主义特征。与之相伴的是官僚主义、等级特权、制度化的现代迷信和血统论等，它们被视为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历史接续。“文革小说”在对之进行批判的同时，提出民主、平等和自由的人道主义政治诉求。国民劣根性是启蒙话语比照西方现代公民的文化人格提出来的世纪话题，它被理解为是“文革”发生的重要原因。“文革”的畸形政治文化与国民文化人格有不少契合点，它们的结构相似，传统的文化承传上有共源性，它们所共同缺失的是人道主义。因此，“文革叙事”在解析文化的缺失的同时，所吁求的正是中国现代政治文化与国民文化人格所共同缺失的人道主义。　　结语部分总结性地勾勒整个研究的过程，点明结论，阐述各个部分之间的逻辑关联，并再一次申述，本文的目的，即如阿尔贝·加缪所说，试图“确切地研究这种现实的根由:这一努力是为了理解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