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是祁连山生态系统的主体,在发展草牧业生产、支撑牧民生计和维持河西走廊绿洲稳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祁连山草地退化引发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冲突。生态优先的草地生态保护政策改变了祁连山草地生态系统原有的功能结构和牧民生计模式,产生了新的生态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权衡与协同问题。因此,如何有效的权衡与协同草地生态安全、畜牧业生产和牧民生活之间的平衡关系,统筹祁连山牧区生态和社会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对实现祁连山草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研究从“三生功能”角度,构建了草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权衡与协同及空间优化调控的分析框架、评估指标体系和模型,对2003-2020年国家在祁连山实施退耕还草工程、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和国家公园建设期间,草地“三生功能”权衡协同及其空间格局优化调控进行了研究,明晰了生态优先背景下祁连山草地“三生功能”之间权衡与协同关系的时空分布特征,阐明了祁连山草地“三生功能”权衡与协同时空变化的关键驱动因素,揭示了祁连山草地“三生功能”权衡与协同形成及驱动机制,提出了多功能情景下祁连山草地“三生功能”空间格局的优化配置方案及调控对策,为祁连山国家公园建设和草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研究取得如下结果:（1）生态优先战略实施,挤压了祁连山草地的生产和生活功能空间,导致草地“三生功能”结构失衡。草地长期的禁牧,既不利于草地健康和可持续性恢复,增加生态风险,也制约了草地畜牧业发展和牧民生计,使祁连山草地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探索生态优先背景下草地生态保护与牧民生活改善相协调的绿色发展模式,是实现祁连山草地“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发展的关键。（2）国家公园建设造成天然草地放牧家畜数量下降,牧民经济收入减少,对草地生态功能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草地生产功能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要正确处理草地“三生功能”与国家公园建设的关系,防止“一刀切”的草地管理方式,建立山水林田湖草冰沙系统保护和综合开发利用机制,实现生态优先背景下祁连山人与自然和谐与可持续发展。（3）祁连山草地“三生功能”存在明显的时空分异特征。2003-2020年,生态功能与生产功能一致,先上升后下降,生活功能呈持续上升趋势,空间格局表现为祁连山西北和东南部较中部活跃,区域梯度差异明显。草地“三生功能”的权衡与协同关系也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不同保护政策下的空间差异明显。随着国家公园建设和环境管控力度的加强,协同关系逐渐减弱,权衡关系逐渐增强,权衡是祁连山草地“三生功能”之间的主导关系,不利于草地“三生功能”的耦合与协调发展,维持适度的草地放牧压力和牧民数量对祁连山草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十分必要。（4）祁连山草地“三生功能”之间呈现为彼此交叉共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非线性关系。草地生态系统服务供需关系不平衡、社会选择偏好和不同利益主体的需求差异是祁连山草地“三生功能”权衡与协同关系形成的主要动因。随着退耕还草工程的实施到祁连山国家公园建设,草地“三生功能”权衡与协同作用强度不断增强,空间上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自然因素与经济因素的交互作用是祁连山草地“三生功能”权衡与协同时空变化的主要驱动力。（5）MCR模型的适宜性评价结果表明,祁连山国家公园内以生态主导型为主、国家公园外的东部地区以多功能耦合协调主导型为主,南部地区以生产功能主导型为主的空间分布格局。生态适宜性呈现出由东部向西北部逐渐减弱、北坡强于南坡的空间特征。依据识别出的生态和生产生活源地的廊道和节点,构建了祁连山草地“三生功能”“两廊四圈”的空间布局结构,结合祁连山草地的自然条件和生态资源特点,提出了差异化的草地“三生功能”优化调控策略和发展生态畜牧业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