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福尔斯是当代英国文坛享有国际声誉的重要作家。他在小说发展处于“十字路口”的尴尬之时,展示了小说家的犹豫不决以及最后的抉择,其在现实主义与实验主义之间的垦拓为小说的未来增添了无限活力。 “自由”是福尔斯一生不懈的追求。自然和哲学作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两部分,是他实现这一目标的生存方式和精神支撑。福尔斯的自由观尽管受存在主义尤其是萨特思想的影响甚深,但少时的生活环境、后期教育、人生阅历等使其思想整合了更多的阶级和社会内容,形成了不同于萨特的相对自由观,并成为其创作的基本内核。福尔斯认为世界充满荒诞和偶然,但人类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选择和行动,获得相对自由。在他看来,自由是流动的,变化的。因而“少数者”与“多数者”之间的差距和不公可以通过“教育”提升个人的方式缩小和消除,从而在一种充满真诚和爱的平等和谐中实现整个人类的最大自由。在创作中,福尔斯既展示了人类自我生存、发展的种种困境,促人反省,又探讨了实现自我、争取自由的具体途径,鼓舞人心,充分体现了文学家的深刻和哲学家的睿智。 福尔斯对小说形式的革新是与其自由主题相呼应的。在福尔斯对自由的不断求索中,其存在主义自由观已经演化为他文学创作的深层内核。在创作中,福尔斯以存在主义为参照,不仅从主题意义上探索人类自由,而且将这种思想融会到叙事意识中。面对现实主义的僵硬和实验主义的肤浅,福尔斯以自由为审美定位,通过模仿和戏拟、复合式人称和视角、空间化结构等叙事手段从根本上改变了作者、人物和读者的传统角色和地位,在传承与革新中形成了自由的叙事形态,也即在“自由”原则指导下,作者、人物、读者的自由合作,凸现了其存在主义自由观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完美统一。同时其作品中所传达的读者意识、革新意识、传统意识体现了作者对二十世纪后半叶小说创作的全新认识和小说美学的新观念,为当代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多样化、灵活性的发展方向。 本文将立足福尔斯创作的整体情况,以其代表作《收藏家》和《法国中尉的女人》为中心,同时兼涉其它作品,从内容和形式两个层面揭示福尔斯自由观的双重表达。也即探讨福尔斯在创作中所传达的对人类追求自由的存在主义式关照,以及在这一审美价值取向下形成的自由叙事形态。并以此为据,说明福尔斯创作魅力的内在动因及其对当代小说发展的重要启示。